因为农村税费改革已经成了党中央、国务院在农业发展的新า阶段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又是事关各省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所以，决定将被扩大试点的二十个省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国务院有关各部的部长，几乎尽数赶往了中ณ国中部的这座城市。
用安徽省常务副省长张平在全省乡镇机构改革现场会上的话说，就是：“吃皇粮，横向看，超过了任何国家；纵向看，超过了历朝历代。你说我们能养得起这么多人吗？养不起，最后只有转向老百姓去敛财，搜刮民脂民膏，横征暴敛。当然我不是指现在都是如此，但不坚决管住，发展下去，就难避免这个趋势！”
乡政府发下来的《农业特产品计税产量核定通知单》上印得明明白白，农户对核
要求完成税费上缴任务的时间确定在六月底，这对梨农来说，正是个“青黄不接”的日子，因为酥梨要等到八月下旬才能陆续上市，不把梨子卖出去，梨农们怎么可能有钱呢？去借高利贷吧，很多人还不起。这样到了七月份，完不成交纳数目的，名单便由村干部提供上来，学校就出车上门去强行带人。人到学校，首先要掏出五十到一百元不等的“乘车费”，然后，每人每天还要交上二十元的伙食费和住宿费。打从进了镇里开办的这所“思想政治学校”，梨农们就别指望还有人身自由。当时，正值盛夏，呆在屋里不动弹还要汗流浃背，学校却把大家赶鸭子似的轰到เ操场上，去晒太阳，还逼着一个个绕着圈子跑步，跑慢了就遭痛骂，甚至受到เ体罚。最叫大家忍受不了的，是把所有人集中起来，责令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往对方แ的脸上扇巴๒掌，巴掌必须真扇，且要扇出声，不听响不算，一次规定三十下。一时间，亲人相残，巴๒掌扇脸之ใ声响成一片。
应该说，这次出台的以减轻农民负担作为第一位目标的改革方案，将过去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统筹提留”中绝大部ຖ分项目纳入了税收轨道，改“费”为“农业税”或“农业税附加”，这就使得原来一般性的行政行为，具有了依法征缴税收的性质，那些不在此例、无法可循的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都将失去其合法性，农民交纳不交纳已并非守法不守法，因此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拒交。再说这次又有着空前的宣传阵势，上下联动的强力推进，也迫使乡村的干部必须依法行政，这就为减轻农民负担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个月后的十月二十七日，财政部部ຖ长项怀诚、农业部ຖ部长陈耀邦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段应碧，三人就农村税费改革问题专题致信朱基总理。他们提出，中国的农村税费改革大致可分“方แ案起草”、“论证修改”及“试点实践”三个阶段，并把每个ฐ阶段的大体设想也作了汇报，还把实施ๅ的时间也作了确定。
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种特殊的体制下，下级是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ณ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令还是畅通的。正因为如此，河北省的主要负责人就不可能也不敢不执行中央的《条例》，于是，就只有放弃才刚刚推行的公粮制改革。
《建议》有着十分具体的建言：如提出要加快制定《农村税费征管法》，加强农村税费征管队伍的建设，绝不允许运用公安警力或民兵小分队征缴税费；如提出要坚决精简机构，改革干部ຖ的考核制度；如提出要在
尽管姜春云在报告的批示中，已经对各地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经验给予了最充分的肯定，并且认为ฦ“试点探索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途径”，他的建议也十分具体：“拟专门开个会，总结交流经验，提出今后意见”，也许正是因为姜ä春云在批示中强调得那样重要，“这是农村工作的一个重大问题”，朱镕基在看了报告之后，处理得也就相当谨慎。他对“拟专门开个会”的建议绕开不提，将这份报告批给了国务院秘书长何春霖。不过，这回批下去，增加了一个国家税务局局长金人庆：“请春霖、人庆同志阅处。此事要征求财政部、税务总局和
财政部ຖ农财司李秋鸿的发言，却在会上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大家强烈的反对，以致使得会议的气氛变得十分紧张。
这时，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昭耀站出来说话了。
使他意外振奋的是，最早建起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阜阳地区原地委书记王昭耀，这时，已出任了安徽省常务副省长。这种人事的变动，给了何开荫一种预感：作为农业大省的安徽，在深化农村的改革上有理由á将会给国人带来一点惊喜。
那段时间，杨文良在《农民日报》、《求是》、《决策参考》和《县级综合改革通讯》等省内外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关于什一税》、《双重负担太重，问题亟待解决》以及《五千万农民呼唤第三次解放——关于农村税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和何开荫一样，他也是希望这些文章能引起上面的关注。
他是个做事过于顶真的人，自从拿出农业深化改革的一些设想，到现在，已经五个ฐ年头了，可他的那些设想还只能是设想，依然只是在纸上谈兵。他多么渴望能有个ฐ试点，好让自己梦想成真啊！
于是后来被人们称作“新兴二杰”的刘兴杰和李培杰，一拍即合，两人坐下来，按照杨文良文章提供出的办法，进行了一番๘认真的核算：新兴镇每月工ื资支出为七万元上下，全年就是八十五万多元；办公经费精打细算一年得要二十万元；农业税一般是定在五十万元；加上建设费四十万元，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所需的二十万元，以及“五保四扶”要的二十万元，杂七杂八扣除以后，全年全镇所需资金起码在二百六十万元左右。而全镇耕田面积是八万七千亩，细算下来，每亩一年一次性地上交三十元便能ม基本满足全镇的财政需求。
邵明批示的第二天，汪涉云就跟着表态：“同意邵ๅ省长意见。”
余国耀认真地听着。当何开荫谈到他终于把自己้多年的思考写成《关于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一文时，余国耀告诉他，李鹏总理也在《决策参考》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对文章的观点很赞赏，李鹏总理还在同研究室农村组座谈时提到了何开荫有关“什一”税的建议，说道：“粮食合同定购改为ฦ国家定购，是强调农民对国家做贡献尽义务，数量不变，保证一千亿斤ภ。有人建议下步改为ฦ征实，实行什一税，将来产量到了一万亿斤，按百分之十征实就是一千亿斤。中国自古就有什一税。专家们提出建议采取这种办法，以固定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究竟采取何种办法，要从长计议。”
四、小生产与大市场，粮食的买难与卖难交替循环的矛盾；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小岗人因为ฦ获得了承包土地上的生产自主权，粮食连年大丰收，这以后至少有五年时间，小岗都是属于比较富裕的生产队。一九八0年新年刚过，万里专程来到小岗，他挨家挨户地看，看到小岗村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有衣服穿，心里特别ี高兴，说你们终于可以把讨米箩、要饭棍，甩到海里去了！他对当年带头大包干的严俊昌说道：“中ณ国几千万共产党员不敢干的事，你们干了，因为你们头上没有乌ไ纱帽。只要敢想敢干，没有干不成的事。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解放三十年了都没有得到解决，你们却冒着风险自己解决了！”
朱镕基关切地问：“你们敞开收购了吗？”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由á于农业上连续丰收，粮价不断下跌，各地粮站的收购不积极，再不按照国家规定的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里的余粮，农民就会吃亏，同时还会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而使得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就难以得到保证。
温家宝点到เ了他下车看过的那个ฐ村庄的名字。县委书记不禁一愣，但他马上指出：“那是我们县最穷的一个ฐ村。”
“农民的这种负担不光是沉重的，而且是带有歧视性的。”陆学艺说到เ动情时，会突然变得慷慨激昂，对农民处境的关切溢于言表。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就这样人为地分割出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用户籍制度把人分为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将几亿农民拒之于城市之外；用统购统派制度把吃的粮食也分为农业粮和商品粮，让农民供养市民；用劳动制度把人分为工ื人和农民，又将农民拒之于工ื厂之外；用工资福利制度把人分为有权享受和无权享受的两ä种人，最后将农民拒之于一切社会保障的制度之外。这种把城市和农村截然分割，对城市、市民是一套，对农村、农民又是一套的“一国两策”的体制ๆ，就使得中国的农民，无论是在教育、医疗、劳动保障、养老、福利这些社会待遇上，还是在流通、交换、分配、就业、税赋这些经济待遇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城乡之ใ间人为划ฐ定的这种“楚河汉界”，就成了中国亿万农民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使得每一个农民，打娘胎一出来，注定就是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
一九九八年财政部部ຖ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ฐ公务员。”
既ຂ然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已给众多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带来好处，而且许多税费项目就是中ณ央国家机关下发“红头文件”予以同意的，因此，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条例、规章和决定，到เ下边就统统成了“一级一级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压力大了，就收敛一点；风头过去，便卷土重来。于是，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中ณ，便出现了一个常被提及的力学名词：反弹。压力越大，反弹力越大，很快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七只手，八只手，都向农民来伸手。”
“哀莫大于心死”。人们不再上访，但白庙镇及王营村，镇村两ä级的党政机构，却也就沦为形同虚设。
公安人员确实费了一番๘脑筋。因为，于广轩在拍这份电报时，已经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这种结局，他在电å文的落款处留了一手，并没有注出真实姓名，而是借用了已๐经被捕的王营村村民代表王洪钦๔的名字；虽是借用名字，他却又在“王洪钦”三个字的前面，标上了“王营村退休干部”几个字，这样，材料似出自事发之地，给人确可信据之感，同时又虚晃一枪，设置点迷雾，给那些按图索骥者增加点困难。
直到尝到了苦头，司机赵灿龙才说了实话：“他们的确是派出所的警察，租了我的那辆仪征车，给了我十块钱，一盒渡江烟，叫我开车来抓人。”
镇村干部徇私舞弊的恶劣行为，引起王营村广大村民极大的愤慨，但是，从县委书记为村民代表写出便条算起，在长达六十二天的时间里，行政村只退回给村民点“皮毛”，而且，在此期间，发生的两件事，就不能不让王营村村民甚感不安。一件是，领ๆ头上访的王俊彬，此前一直为ฦ镇的土地管理所聘用，这当儿被突然解雇；再就是，王向东和王洪超接到镇里的通知，要他们去镇机关“清算账目”，二人刚进镇政府的大门，就被早有准备的机关人员一顿毒打。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掌握了村民们提供的这许多证据，更坚定了上访的信心。由于镇里对村干部的问题极力包庇，他们不得不“越级上访”，这以后就找到เ了县里。
大量的事实表明，中央划定的是否构成“农民负担”的界ศ线是：“三提五统”不准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而这里已明显高达百分之十九点八，接近国家规定的四倍！更为严重的是，明明是在巧取豪夺，却要玩弄掩耳盗铃的伎俩：一种负担两本账。其手段之恶劣可见一斑！其文章最精彩的一笔，还是在村民和村干部贫富差ๆ别的交待上，这是一幅绝妙的图画，画龙点睛地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揭示ิ出来。
当然，最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还是受害者家属。这天，被害者家属张亮、魏素荣几个人再次鼓起勇气找到县委，终于见到了县委书记，他们在年轻的书记面前长跪不起，哭述冤情，刚说到เ自己的亲人因为替村民们清账而惨遭杀害时，书记一下竟变得勃然大怒：“谁说是清账？那ว全县都在清账，怎么没杀别人单杀你呢？”
这响声，惊动了四邻。张乐义和张余良见不少村民赶到เ现场，人多势众，未敢再动手，退到屋外。
将这事捅上了天的，是新华通讯社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
一个党支部书记，竟敢在分管政法工ื作的乡党委副书记主持的全乡干部大会上口吐狂言，实在是出人意外。可是，副书记没有制止。会后，会上的情况一传开，路营村的村民们肺都要气炸了：“共产党的天下，难道就没有王法了？”
4城乡分治与马太效应
“为什么要向镇里交呢？”朱总理转过身问，“镇长来了没有？”
听说夏桥镇镇长没来，朱总理就问江口镇党委书记李敬业：“学校也向你们交钱吗？”
李敬业说：“要交三十五元。”
“为什么要收这个ฐ钱？”
“主要是用来返还教师工ื资。”
朱总理转身又问王伟校长：“你们学校也向镇里交钱吗？”
王伟说：“不交，但收的费中有一部ຖ分是要顶教师一个月的工资的。”
“其他学校怎么样？”朱总理决定来个刨根问底。
六十铺镇小学校长陈乃平说：“我们是交一部分留一部ຖ分。”
通过和乡镇干部、中ณ小学校长的面对面座谈，朱总理终于发现，农村有不少中ณ小学的收费，大大超过国务院下文规定的农村义务教育收费的标准。他沉吟片刻说道：“感谢大家，让我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
十八里铺中学教师吴多顺，这时发言：“我是一九九二年师专毕业的，现在月工资只有四百六十五元，比县直中学的教师低一半，比市里的中小学教师低的就更多。”
颍๓上县教委主任陶俊之，接着说道：“农村中小学教师质量不高、年龄偏大问题普遍。一些学科教师紧缺，最近二十年，全县就未分配到一名本科毕业的外语教师。”
朱总理一直认真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在结束这个座谈会时，他不无感慨地说：“看来，农村的基层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农民负担能不能ม减轻，义แ务教育等必要的投入能不能ม保证，这应该成为我们检验税费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得另想办法，只是千万不能在农民的身上打主意了，也希望安徽在这方面探索出新的经验来。”
分手时，朱总理已经上了车，只见他突然从车窗里又探出头来，声音低沉但很坚定地说：“谢谢大家对我们说了真话，使我们了解了很多过去所不了解的实际情况。
很对不起大家，让你们受委屈了。我们回去一定想办法。”
说得在场的干部ຖ群众无不动容，大家用力地鼓掌，含着泪水目送总理远去。
这以后，朱总理还到了安徽省的庐江县新渡乡，与农民进一步地恳谈；回到合肥之后又听取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
在汇报会上，他首先对安徽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ฤ政策，在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中敢为人先、知难而进的精神，以及取得的喜人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同时指出，农村税费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且又是在当前市场粮价持续下降、农民增收渠道不多、乡镇财政普遍较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需要我们解决好不少棘手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支持，但全面推进这项改革，又必须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从安徽等地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情况看，不仅在改革过程中ณ，更重要的是在将来要巩固改革的成果，切实防止农民负担的反弹，这与农村各级党政干部素า质的提高和工作作风的转变密切相关。如果安徽在税费改革中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保证了义务教育等各项事业健康发展，还培育了广大干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正气和作风，这就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也就为ฦ我国的改革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朱总理最后说：中ณ央寄希望于安徽。中央决定，农村的这项改革，必须在安徽全省试点取得明显成效，并总结出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在全国进行，否则ท，贸然推开，就可能出现较大风险，欲速则不达啊！
这年十月，安徽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省城召开，会上传达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这就是：从今往后，义แ务教育实行“分级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ฦ主”的方针。明确规定：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由á乡镇改为ฦ县级财政承担。
为支持安徽省继续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200่0年中央财政向安徽提供了十一亿元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2002年增加到十七亿元。
尽管这种支付，对正将这场改革全面引向深入的安徽省财政所暴露出来的巨大的缺口来说，不过只是杯水车薪，但是，“输血”搞改革，也决非中央政府推行这场改革的初ม衷。中央原本打算通过农村税费的合并、暗费变明税的办法，来进行地方支出总量的控制，以期既减轻农民负担，又逼迫县乡尤其是乡级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然而正如农业专家陶然所指出的那样，当这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全面引向深入，当被改革者做起了改革的执行者角色的时候，管制型统治模式的弊端就会暴
露无遗：中央、地方和农民，不会携手寻求三方利益的最大化，都只会追求自身利ำ益的最大化，而这其中处于最弱势地位的，自然就只有农民！
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严重脱节而未作修补，县级财政依然捉襟见肘的今天，巨大的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由á乡镇转移到县财政承担，能解决问题吗？
事实是，安徽的一些地方官员私下透露，现在有的地区已经开始出现村级开支“一事一议”范围的扩大和标准被松动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默许乡政府和村委会拍卖公共财物来填补财政缺口，而对于公共财物的界定农民永远没有发言权的，以致出现农民在自己的田à间地头种树还要再向村里“赎买”回来的事情；甚至，明火执杖地，新一轮的向农民公开集资的现象再次发生……
原有的矛盾并未化解，新的问题又浮出水面。
如果将这一切都解释为ฦ农村干部的素า质和作风问题，这对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来讲，显然是有失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