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其中，尤为突出，尤为紧迫的，还是机构的臃肿，人满为ฦ患。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便成了天下第一大难题。
乡政府发下来的《农业特产品计税产量核定通知单》上印得明明白白，农户对核
2000年，按照ั县里制定的农村税费改革实施方案看，程庄镇农民人均负担仍有一百六十一元七角，在实际的执行中，镇里又无视中央和省里关于严禁额外加重农民负担的规定，根本不打算在开源节流上动脑筋，做点儿与这场改革相适应的事情，而是一切照旧，以支定收，擅自增加了一百五十五万零六百元，人均增加了三十六元一角二分钱。在征收的过程中，不仅违反规定，按亩平摊，而且既不张榜公布，也不下发纳税通知单，更不开具税票，依然乱来胡搞。好在安徽这次试点的透明度极高，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与广大农民直接见面的，且不说省委、省政府印发的《致全省广大农民群众的一封信》发到了千家万户，就是《关于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的通知》也张贴得满道皆是，程庄镇党委和政府的这种做法显然与上边的精神不一致，许多农民便纷纷站出来抵制。镇党委书记庞家良也并非凡角，他见群众拒不执行镇里的决定，便认定村民们是犯上作乱，就决定给大家一点颜色看看。于是，一个由他提议，由镇党委镇政府联席会议通过的“思想政治学校”便正式开办，他们将不能ม及时如数缴纳税费的农民，集中起来进行“教育”。镇党委书记庞家良亲任名誉校长，镇长傅正勇任校长，其他有关的党政负责人一个个都分别担任了副校长。
应该说，这次出台的以减轻农民负担作为第一位目标的改革方案，将过去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统筹提留”中绝大部ຖ分项ำ目纳入了税收轨道，改“费”为“农业税”或“农业税附加”，这就使得原来一般性的行政行为，具有了依法征缴税收的性质，那些不在此例、无法可循的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都将失去其合法性，农民交纳不交纳已并非守法不守法，因此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拒交。再说这次又有着空前的宣传阵势，上下联动的强力推进，也迫使乡村的干部ຖ必须依法行政，这就为减轻农民负担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于是，看似停滞已呈胶着状态的农村税费改革，顷刻๑间，获得了巨大的动力，步伐骤然加快了。
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种特殊的体制下，下级是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令还是畅通的。正因为如此，河北省的主要负责人就不可能也不敢不执行中央的《条例》，于是，就只有放弃才刚ธ刚推行的公粮制改革。
《建议》几乎是在大声疾呼：要坚决清理那些不切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凡是加重农民负担的都要坚决取缔。
尽管姜ä春云在报告的批示ิ中，已经对各地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经验给予了最充分的肯定，并且认为ฦ“试点探索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途径”，他的建议也十分具体：“拟专门开个会，总结交流经验，提出今后意见”，也许正是因为姜春云在批示中强调得那样重要，“这是农村工作的一个ฐ重大问题”，朱镕基在看了报告之后，处理得也就相当谨慎。他对“拟专门开个ฐ会”的建议绕开不提，将这份报告批给了国务院秘书长何春霖。不过，这回批下去，增加了一个国家税务局局长金人庆：“请春霖、人庆同志阅处。此事要征求财政部、税务总局和
刘福垣的发言，赢得了各地代表热烈的掌声。
这时，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昭耀站出来说话了。
这种空前的突破，毫无疑问，在中国农村走向第二步改革的征途中ณ，具有不可估量的里程碑的意义！
那段时间，杨文良在《农民日报》、《求是》、《决策参考》和《县级综合改革通讯》等省内外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关于什一税》、《双重负担太重，问题亟待解决》以及《五千万农民呼唤第三次解放——关于农村税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和何开荫一样，他也是希望这些文章能引起上面的关注。
因为邵明的态度如此坚决，何开荫于是就满怀信心地等待着他“再与省里领导通通气”。可是，一天天过去，直到这年年底，他的报告如泥牛入海ร，这事再也没有音信。眼看一年又过去了，送走元旦，春节就又临近了，望着大家都在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地忙着添置年货，何开荫却打心里感到一种倦乏和惆怅，丝毫没有一点儿过年的心情。
于是后来被人们称作“新า兴二杰”的刘兴杰和李培杰，一拍即合，两人坐下来，按照ั杨文良文章提供出的办法，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核算：新兴镇每月工资支出为ฦ七万元上下，全年就是八十五万多元；办公经费精打细算一年得要二十万元；农业税一般是定在五十万元；加上建设费四十万元，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所需的二十万元，以及“五保四扶”要的二十万元，杂七杂八扣除以后，全年全镇所需资金起码在二百六十万元左右。而全镇耕田面积是八万七千亩，细算下来，每亩一年一次性地上交三十元便能基本满足全镇的财政需求。
随着小平南巡讲话，安徽省常务副省长邵明站了出来，他再次把何开荫的报告批给主管农业工作的汪涉云副省长：“涉云同志：何开荫同志这个建议，提了几年了，我也几次看过，思考过。现在中央提倡大胆地试，你看我们是否选择一个县，或者一个ฐ乡进行试点，如果同意，我们再与省里领导通通气，找有关部门一起研究。如何？”
余国耀认真地听着。当何开荫谈到他终于把自己多年的思考写成《关于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一文时，余国耀告诉他，李鹏总理也在《决策参考》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对文章的观点很赞赏，李鹏总理还在同研究室农村组座谈时提到了何开荫有关“什一”税的建议，说道：“粮食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是强调农民对国家做贡献尽义务，数量不变，保证一千亿斤。有人建议下步改为征实，实行什一税，将来产量到了一万亿斤ภ，按百分之十征实就是一千亿斤。中国自古就有什一税。专家们提出建议采取这种办法，以固定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究竟采取何种办法，要从长计议。”
三、城乡二元结构与经济一体化的矛盾；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小岗人因为获得了承包土地上的生产自主权，粮食连年大丰收，这以后至少有五年时间，小岗都是属于比较富裕的生产队。一九八0年新年刚过，万里专程来到小岗，他挨家挨户地看，看到小岗村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有衣服穿，心里特别ี高兴，说你们终于可以把讨米箩、要饭棍，甩到海里去了！他对当年带头大包干的严俊昌说道：“中ณ国几千万共产党员不敢干的事，你们干了，因为ฦ你们头上没有乌ไ纱帽。只要敢想敢干，没有干不成的事。中ณ国农民的温饱问题，解放三十年了都没有得到解决，你们却冒着风险自己解决了！”
这一切，都被中央电视台录制ๆ在后来向国内外公开播放的新า闻画面上。
温家宝点到เ了他下车看过的那个村庄的名字。县委书记不禁一愣，但他马上指出：“那是我们县最穷的一个村。”
“农民的这种负担不光是沉重的，而且是带有歧视性的。”陆学艺说到动情时，会突然变得慷慨激昂，对农民处境的关切溢于言表。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就这样人为地分割出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用户籍制度把人分为ฦ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将几亿农民拒之于城市之外；用统购统派制度把吃的粮食也分为农业粮和商品粮，让农民供养市民；用劳动制度把人分为工人和农民，又将农民拒之于工厂之ใ外；用工资福利制度把人分为ฦ有权享受和无权享受的两种人，最后将农民拒之于一切社ุ会保障的制度之ใ外。这种把城市和农村截然分割，对城市、市民是一套，对农村、农民又是一套的“一国两ä策”的体制ๆ，就使得中国的农民，无论是在教育、医疗、劳动保障、养老、福利这些社会待遇上，还是在流通、交换、分配、就业、税赋这些经济待遇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城乡之间人为ฦ划ฐ定的这种“楚河汉界”，就成了中国亿万农民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使得每一个农民，打娘胎一出来，注定就是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
农民自嘲道：“几十顶大盖帽管着一顶ะ破草帽。”
既然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已给众多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带来好处，而且许多税费项目就是中央国家机关下发“红头文件”予以同意的，因此，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条例、规章和决定，到下边就统统成了“一级一级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压力大了，就收敛一点；风头过去，便卷土重来。于是，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中，便出现了一个常被提及的力学名词：反弹。压力越大，反弹力越大，很快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许多民谣俚语，表达了农民的愤懑แ与无奈：
“哀莫大于心死”。人们不再上访，但白庙镇及王营村，镇村两级的党政机构，却也就沦为形同虚设。
他责令县公安局立即进行排查，限期侦破给中央领导反映“白庙事件”真相的这个人。
直到尝到了苦头，司机赵灿龙才说了实话：“他们的确是派出所的警察，租了我的那ว辆仪征车，给了我十块钱，一盒渡江烟，叫我开车来抓人。”
白庙镇不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显然不行了。这时，县纪委在地区纪检委的督促下，也组成了调查组开进白庙镇，对镇村“减负”的问题立案调查。其实，只要查，许多问题都是明摆着的。县纪委调查组只是查了一下镇村两级一九九三年的“提留统筹”的账，就发现了十一万多元的农民负担问题。王营村的村民代表在帮助村里的自查中，不但发现村里的财务管理混乱不堪，经费的开支也极其随便，莫名其妙的单据太多，还发现镇里随意平调或挪用村里的提留款及集体资金也十分严重，甚至将镇村两级的调款情况，合做在一张表格上，仅“一九九三年秋季调款”，查出的明明是四万七千六百五十元，但到了“调款表格”上，竟然就变成了三万三千七百六十元四角六分，这一笔，就隐瞒了一万三千八百八十九元五角四分！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掌握了村民们提供的这许多证据，更坚定了上访的信心。由á于镇里对村干部的问题极力包庇，他们不得不“越级上访”，这以后就找到了县里。
首先赶到现场采访的，依然是新า华社安徽分社的记者。记者李仁虎和葛仁江采访后写了一篇《张桥村干部如此敛财，一种负担两本账》的新闻报道。虽然只字没提发生在张桥村的“小张庄惨案”，文章中ณ甚至没有多少作者主观的议论，但是，这篇被转发到了全国的新闻报道，却有如“庖丁解牛”，用快刀子割肉，将小张庄所以会发生凶杀案的背景一丝不挂地裸露在国人面前。其叙事的风格，极像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让事实说话。
当然，最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还是受害者家属。这天，被害者家属张亮、魏素荣几个人再次鼓起勇气找到县委，终于见到了县委书记，他们在年轻的书记面前长跪不起，哭述冤情，刚ธ说到自己的亲人因为替村民们清账而惨遭杀害时，书记一下竟变得勃然大怒：“谁说是清账？那全县都在清账，怎么เ没杀别人单杀你呢？”
这响声，惊动了四邻。张乐义แ和张余良见不少村民赶到现场，人多势众，未敢再动手，退到屋外。
甚至在安徽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还不知情时，案件已经惊动了中央。党中ณ央和国务院许多领导，不仅详细得知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并已在震惊之后迅速做出了明确批示ิ。
一个党支部书记，竟敢在分管政法工作的乡党委副书记主持的全乡干部大会上口吐狂言，实在是出人意外。可是，副书记没有制止。会后，会上的情况一传开，路营村的村民们肺都要气炸了：“共产党的天下，难道就没有王法了？”
4๒城乡分治与马太效应
胡平平已经当过两ä届全国人大代表了，人民代表为人民代言，早已成为她自觉的行动。她所以会想到要提交这样一个议案，不光因为她是教育厅副厅长，她本人也就是教师出身，再说安徽又是农业大省，关注农村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乡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便成了她万死不辞、乐此不疲的一件事。
通过认真调查，胡平平发现，安徽在搞农村税费改革之ใ前，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乡镇财政拨款；二是向农民征收“三提五统”中的一项，即“教育附加费”；再就是向农民搞“教育集资”。一九九四年以前，各地农村基本上都没有欠过教师的工资，九四年因为实行了国税地税分税制ๆ，地方上的财力受到了削弱，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就主ว要依赖于向农民收取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余下的，全省农村每年教师工资还有的三亿元的缺口，是靠向银行借贷发放的。截止2000年，仅这一项的负债，已累计高达十七亿元。实施税费改革之后，教育附加费和
教育集资两ä项ำ收费全被取消，改革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要求从乡镇财政预ไ算中安排，可乡镇财政原本已是寅吃卯粮，这笔经费其实便没有了着落。省教育厅为此作过调查，2000่年安徽全省乡镇可用财力只是四十六亿元，而全省乡镇负责供给的六十六万人的
工资额就已经是四十九亿五千多万元，根本没钱再往教育上投入。更何况，税费改革的两项有关教育的收费，每年空出来的缺口就是十一亿元。按规定，农村中ณ小学危房的改造，每年还需要三亿元，以前这钱也是靠向农民伸手解决的，现在也就不能再向农民收取。这样加在一起，安徽全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上的缺口，就是一个ฐ很大很大的数字！
形势一下变得十分严峻。仅税费改革搞得最早的一个阜阳地区，截止到200่1年春天，就已累计拖欠教师工资六亿一千七百二十七万元，全地区平均拖欠教师十个月工资；有的，是自税费改革以来就再没给教师发过工资！
全省农村义务教育欠下的教师工资、银行债务、教育布局调整的基建费用以及危房改造资金，累计高达六十多亿元！
胡平平一想到这些就心急如焚。
这么เ大的缺口怎么เ办？似乎也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就是把百分之ใ四十的农村中小学停办，再不就只能ม这样继续拖欠下去。
农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忧心忡忡地说道：“现在是，轻了农民的担子，饿了教师的肚子，误了俺们的孩子！”
许多农村教师百思不解：国家既然禁止了乡镇政府的乱ກ收费，那么เ首先就得保证这笔庞大的开支有“出处”，这道理听起来似乎ๆ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因为那ว么多的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又是如何解决来源的呢？怎么没见哪个城市的政府向市民收费来办义务教育呢？农民已经交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本就该和城里工作的市民一样成为ฦ纳税人，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ท，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支出就应该考虑到全体国民的利ำ益，不应该“城乡分割，一国两策”。况且，从根本上说，义แ务教育本就应该由政府财政拨款，否则还叫个什么“义务教育”呢？
问题的症结当然不在税费改革，只是由于税费改革工作的展开，使得这样一个ฐ长期被农民负担掩盖的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突显出来，这就是：中央与地方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严重脱离，以致地方财政收入太少而负责的事务却又太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ณ心的一项调查，同样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目前中国的义务教育的投入中，百分之七十八由乡镇负担，这其中ณ，绝大部ຖ分又是由农民“买了单”；百分之九由县财政负担，县乡两级的负担高达百分之八十六；省市(地)แ还负责了百分之十一；中央负担的，仅是百分之二左右！
无论怎么看，这样的政策设计，都是极不合理、也无道理的。
世界ศ上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都认为ฦ教育是生产发展的首要因素า，是振奋一个民族的强大动力。全世界的年教育经费，在公共资金的支出中，大都仅次于军事费用，占居第二位。全球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只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其教育经费却比发展中国家多出十倍以上；而中国人口超过了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教育经费却仅占到三十分之一。这让人难以思议。
我们可以花那么大的气力去争取一个体育项目的第一，而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这个真正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项目，竟是长期的熟视无睹，这同样让人不得要领。
建国五十多年了，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也已经不再年轻，但是在中国的农民中，没有接受过起码的文化教育的，何止千万？而且还有那么เ多的文盲。面对今天经济文化依然如此落后的中国广大农村，如果我们不回避事实，就不能不承认，在教育上，我们确实是个失败者。
中ณ央实行财经集权的初衷，就是为ฦ了集中财力办大事，而九亿农民义务教育的事还小吗？
应该说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尽快制定《义แ务教育投入法》，这不仅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实际需要，更是贯彻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国务院早在一九九三年就颁แ布了《中ณ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规定：教育经费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世纪末应达到百分之四。可是，到了一九九九年，也仅实现百分之二点七九，少投入了一点二个百分点。2000年，我国生产总值实现八万九千四百零四亿元，财政收入达到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亿元，如果按照《纲要》规定的教育投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四的目标，就应增加一千一百亿元以上的教育经费。
如果中央财政按照《纲要》的规定拿出一千一百亿元，中国的农村义แ务教育乃ี至农村税费改革中的许多问题便都迎刃而解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求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不是在对农民“发善心”，也不是在对他们搞“施舍”。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年，国家仅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差ๆ就从农民那里无偿地拿走了一万亿元；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粮食定购价低于市场价，从农民的手里拿走的就更多。
我们已经欠了他们太久太久，也太多太多，不能也不应该再这样欠下去了！
胡平平决计要写这个议案的想法，立刻得到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和省政协四大班子领ๆ导的高度重视。最后，省里决定将它作为安徽省
代表团的一件议案，提交本次大会。
一号提案一出现，不仅引起两ä会代表的强烈反响，还引起出席过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的二十个省区领导的格外注意。现在，他们都认真地算了一下细账，于是先后写出报告，要求中ณ央财政帮助解决试点工作中ณ转移支付所需要的资金。有一个省，只是要求解决义务教育和机构改革的实际困难，就申请补助一百零五亿元。各省加起来，少说也有一千多亿元！
改革，改出这么大的缺口，这是朱总理没有料到的。中ณ央财政也不可能一下支付出那ว么多的。
是呀，积羽沉舟，群轻折轴。
中国农村的问题是长年积累的结果，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综合显现。问题实在是太多，也太复杂了。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毫无疑问是农村税费改革第一位的目标。但深究农民负担的成因，其复杂的程度，却足以让所有人都会感到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有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原因；有匮于投入，基础薄弱的原因；有财政体制ๆ不顺，流通领域梗塞的原因；有城乡分割，待遇不公的原因；有监管失控，贪污腐败的原因；有社会和经济上固有的，深层次的，许许多多的原因；当然，也有农民自身的原因……
小平同志就说过：中国的经济要出问题，可能ม就出在农业上。因为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当我们感觉到需要认真解决它时，就可能已经发展成了大问题。
20่01้年四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闭幕不久，海外传媒突然热闹起来，关于中国农村税费改革遭遇流产的报道连篇累牍。
当然这是毫无根据的。“确保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中国政府的这种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中国的农村税费改革没有流产，也不可能ม流产，只是再听不到《新华网》曾经披露过的那个改革的时间表。中央重新作出决定：继续由安徽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探索，全国其他省区暂不扩大试点。
尽管这种调整，与合肥会议的部署有了很大的不同，出现这种变化，前后也只有两ä个月的时间，但这确实又是极其负责任的态度，是一种最冷静而又最明智的决策！
就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受挫、流产的时候，人们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看到朱总理总理正在安徽农村视察，他勉励安徽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再接再厉，努力解决好农村税费改革中遇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坚决把这项改革全面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