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说，如果我们严格遵循上述先例中的规则，那么เ本案件原告不能够在一个诉讼中同时对两个被告提起诉讼，而要求他们承担共同或者连带的责任，因为虽然两ä个被告的不当行为导致了原告的损失，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是相互独立的。从理论上讲，原告所受到的损害是可分的，而从实际的和真实的情况看，原告的损失是不可分的。而且，依照民事上诉法院的解释，原告也不能够单独对被告要求一个判决，因为原告不能够肯定地确定被告应该承担责任的比例。换言之，法院对此问题抱有的哲学观点是：宁愿让原告得不到เ损害赔偿，也不能够让每个不当行为人多承担他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大法官评论道，从正义的观点看，这条规则不应该成为法律，以后也不能够视为法律，这条规则应该予以否定。正确的规则是，两个ฐ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当行为ฦ人共同造成了不可分的损害，也就是说该损害不能ม够肯定地划出每个被告应该承担的比例，那么，所有的不当行为者将对整个ฐ的损害承担连带和分别的责任，受害方แ有权利分别ี起诉任何一人，也可以在一个ฐ诉讼中起诉所有的人。在德州法院，一般都认可既无一致行为也无共同计划的连带和分别责任。
与本案件相关的，存在着三个法律术语：独立责任、分别责任和共同责任。三种情况下的责任各不相同。独立责任简单的例子是：张三过失驾车，撞坏了王五的左车门；一个ฐ星期之后，李四过失驾车，又撞坏了张三的右车门。张三和李四承担各自独立的责任，因为他们两ä个的行为是各自独立的。分别责任的简单例子是：李四骑着摩托车，王五也骑着的摩托车，两辆车相撞，结果把人行道上的张三撞伤，李四和王五对张三承担分别ี的责任。也就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损害大小对张三承担自己的那ว份责任。其含义是，两个ฐ行为人各自过失的行为共同地导致了受害人的损害，每个人对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本案件讲的就是这类案件，本文开头设计的化学院与法学院分别排污行为ฦ，最后共同导致鱼死亡，也是这个类型的例子。共同责任的简单例子，就是本文开头北大校长与院长点火引起爆炸的情形，这里要求被告之间共同的行为和共同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两被告共同对受害人承担赔偿的责任。在后两ä种情况下，法院有时候会判定两个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原告可以向任何一个ฐ被告主张权利，但是，原告不能够得到双倍的赔偿。
最后，大法官部分维持、部分修改了下级法院的裁定。大法官认为下级法院的错误是：认定被告的威胁不是即刻的威胁，从而不构成对人身不法侵害。他认为ฦ，对这一点要予以修改并回重审，原告可以提起精神赔偿的诉讼。
本书的着眼点是国外的真实的侵权案件，选择侵权案件的目的是为ฦ了本书的趣味性。一个侵权案件也许就是一个完整的、复杂的、激动人心的或者紧ู张的“法律故事”，在这一点上，法律的其他部门无法与之争艳。这种侵权的“故事”与我们日常生活相关，这种“故事”经过法官的认定、解释和判ศ决，就与法律联系了起来。法律是专家游弋的领地，法官区别于大众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这类人充满了“法律的智慧”。从日常生活中去现智慧的闪光从而感受到一种美感，这也许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之ใ一。
侵权行为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每一种侵权行为的构成要素都不一样。在这些差异性中，有一个要素，每个ฐ侵权行为ฦ都必须具备，这就是被告行为与原告损害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在一个诉讼中，原告必须ี证明，由于被告的行为导致了原告的损害，即：被告的行为ฦ是原告损害的原因。从古典哲学意义上讲，任何事件的产生都有其原因，探求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似乎是人类的本性。哲学家们总想弄清事物之间的因果律，从而现事物展的规律。法律家们似乎也没有摆脱这种俗套，在传统的法学家和法官那里，因果关系是他们经常探讨的问题，也是一个ฐ经常叫人费解的问题。一般而言，侵权行为法中的因果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即被告行为是原告受损事实上的原因；一个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被告行为与原告损害之间关系不过于牵强附会。在一个ฐ具体的案件中，当被告的行为ฦ和原告损害之间同时具备了两种因果关系的时候，被告才承担侵权行为ฦ的责任。
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要求被告的行为ฦ的确导致了原告的损害。比如张三酒后驾车撞了行人李四，张三“酒后驾车”的行为ฦ，就是李四“受伤”结果的原因。在具体的案件中，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的尺度是“如果不是——”标准，比如张三撞李四的案件，要确定张三行为与李四结果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就要问：“如果不是张三酒后驾车，那么李四就不会受伤”。英国有一个1้969๗年的案件，原告的丈夫因为ฦ呕吐到医院看病，医生没有给他作检查，而是对他说，如果你明天上午还是感觉不好的话，你就去找你自己医生去看病吧。五个小时之后，原告的丈夫死亡。后查明，原告丈夫死于砒霜中毒。这就意味着，即使被告给该丈夫进行检查，该丈夫也得死亡，死亡的原因是砒霜中ณ毒，而不是医生失职。最后，法官认定，医生不检查的行为与丈夫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着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医生因此不承担责任。
仅仅有事实上的法律关系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法律因果关系强调“被告对损害结果的预见性”，早期的英国案例注重原告损害和被告行为之ใ间“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被告雇员过失吊木块的行为是船毁损的“直接结果”，本案件就是最经典的案例，此案在英国法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直接因果关系”的代名词。但是究竟什么是直接的原因，本案的法官并没有明确地界ศ定，而且在实践中也经常生不公平的现象，比如本案件中，被告雇员一个ฐ小的工作失误而生整个船损毁大的结果，而让被告承担如此大的损害赔偿，不合乎现代私法的原则。因此，后来的案件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展了“危险区域内”规则和“可预见性”规则。前者强调原告处在被告行为ฦ的危险范围之ใ内，后者强调被告应该能够预料其行为的结果。
第三部分“薄薄的鸡蛋壳”规则
“直接结果”的因果关系论从19๗21年到19๗61年在英国都处于主导的地位，直到1้961年被“可预见性”的因果关系论取代。即使如此，直接结果因果关系论有时候也被法院采用，本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件。苏格兰爱丁堡邮ุ政局的职员在地下施工铺设电话线。5点钟的时候，他们喝茶休息，洞口敞着，无人看管，洞口上有帐蓬，周围挂着煤油提灯。一个8岁男孩和一个1้0岁的男孩现了无人看管的地洞，他们沿着连着提灯的绳子，进入到了洞内。他们爬出洞口过程中，没有生事故。但当他们到เ达地面的时候，他们把提灯踢进或者掉进到洞里。接着生的是提灯摔裂、煤ศ油挥。煤ศ油气体遇到提灯的火焰，随着一声爆炸，大火燃起。8๖岁的休斯因爆炸掉进洞里，严重烧伤，当把着熔化着的金属梯往上爬的时候，手指也被烧伤。休斯对邮政局的法人代表苏格兰检察总署提起诉讼。苏格兰法院做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理由是尽管烧伤是可以预料é的，但是煤油挥和爆炸则ท是不可以预料的。此案最后上诉到了贵族院，也就是英国最高审判机关。
三位勋爵表了对此案件的看法，瑞德勋爵说，邮ุ政局工ื作人员没有看管好敞开着的地下洞穴，这是错误的。如果他们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那么这个ฐ事故就不会生，这也是清楚的。我们应该能够认定他们对上诉人负有注意的义务。然而，上诉人没有能够得到เ赔偿。
当然，原告应该证明被告的错误是原告损害的原因；这类案件也有可能存在着新的介入原因，但是本案不属于这种情况。这里，事故的原因是那些提灯，只不过提灯是以不可预料é的方式生了危险。对于事件的过程，专家也承认没有人希望它生，也太不可能被预料é。至于原告受伤的直接原因究竟是爆炸？还是烧伤？这一点不甚明了。而被上诉人答辩重要的一环就是说：爆炸是伤害的真实原因，而爆炸又是不可以预料的。勋爵说，如果因为ฦ不可以预料而排除被告的责任，而不管被告对原告未尽到他应该尽到เ的义务、且未尽义务又在事实上导致了损害，那么就是不合理的。勋爵的结论是，这个案件的事故源于一种危险，但是该危险以不可以预料的方式生。按照他的这种判断，应该允许原告提起上诉。
另外一位勋爵古斯特认为，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得出的结论是该事故不可以预料，其注意力主要集中ณ在爆炸的不可预见性，因为ฦ它以特殊的方式生。但是，按照勋爵的看法，下级法院所关心的这个ฐ问题是非本质的要素，也就是说爆炸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且，他们的推理方式也是错误的。爆炸是烧伤的惟一原因，但是烧伤可以由á煤油气引起，也可以由火焰引起，不管是那种情况，这都是一个ฐ烧伤的案件，因此，爆炸是因果关系链条中非本质的要素。简单地说，烧伤是具有潜在危险的煤油灯所导致。
第三位勋爵皮尔斯说，爆炸产生了一种事故和损害，它不同于可以遇见的不幸和损害吗？他认为ฦ不是。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了危险，因为这个危险因为特殊的爆炸而燃烧，而要排除行为人的责任，这种看法过于狭隘。因此他也同意这项上诉。
这是英国1963๑年的一个着名案件，这个ฐ案件解决的问题是被告行为ฦ和原告损害之间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个案件的微妙之处在于：被告的不当行为ฦ是轻微的，而原告受到的损害却是常的严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告是否要对原告严重的损害结果承担责任呢？在类问题在英美侵权行为法中ณ称为“脆ะ弱的头颅”或者“薄薄的鸡蛋壳”规则。按照这个规则ท，被告要对原告严重的后果承担责任，其法理的依据是被告“不能够过高地指望原告”，也就是说，原告有一个ฐ“脆弱的头颅”，被告不要自以为原告有铜头铁臂。在妇女怀孕和血友病情况下，这类问题也许更为ฦ常见。
“脆弱的头颅ๅ”规则不意味着一种严格责任。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对，过错责任需要被告人主观上存在着故意或者过失，也就是要求被告主观上存在着过错；而严å格责任并不需要被告主观上有过错，只要是被告的行为导致了原告的损害，被告都要对原告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这里所谓的“脆弱的头颅”规则，要求被告的行为通常会对普通的人造成伤害，或者，要求被告必须ี存在着错误，因为他可能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原告特殊敏感的状况。“脆弱的头颅”规则ท意味着，只要认定被告主ว观上有故意或者过失，他就逃脱不了对原告不可预ไ料é的人身伤害。
这个ฐ规则ท是上一个案件中“直接结果”因果关系的延续，只是在适用的时候有了进一步地展。在适用这个ฐ原则的时候，英国的法官们抽象出了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如果损害的类型是可以合理地预见到，那么不管损害以什么不可预料的方式生，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都可以成立。本案件就属于这种情况，邮ุ政局雇员应该预见到离开工作地就有可能生损害，但是他们无法预见生爆炸的结果。即使如此，他们离开的行为与小孩受伤的结果之间也被认为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第二，假定损害的类型可以合理地预见到，那么不管损害的严重性多么地不可预ไ料，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也可以成立。比如，由于被告的过失，原告嘴唇烧伤。因为ฦ原告嘴唇组织处于恶性肿瘤状态，嘴唇烧伤后导致原告感染上了恶性肿瘤。他状告被告，烧伤后三年，原告死亡。被告认为ฦ，他不应该对原告的死亡承担责任，因为感染上恶性肿瘤是无法合理预ไ见的。法庭认为，被告不能够“过高地指望原告”，这里，关键在于被告是否能ม够预见到烧伤，而不在于是否可以预见到恶性肿瘤。法院最后判定被告要承担侵权责任。另外，在这个规则应用中，法官们区分“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失”，在人身伤害的案件中，“脆弱的头颅ๅ”规则应用得多；而在财产损害的案件中，一般不适用这个原则ท，而适用较严å格的“可预见性”规则ท，下一个案件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部分“可预见的损害”
原告拥有一个木质码头，长40่英尺宽400่英尺，位于澳大利亚悉尼港茅茨湾。被告是燃油轮船“马车山”号的承租人，该船停泊在卡特克斯码头，与原告的码头相距600英尺。由于被告职员的过失，大量的储存油流进了海湾，油在原告的码头积聚成了厚厚的一层。码头上有焊接作业，原告询问卡特克斯油业公司经理是否安全。该经理保证是安全的，因为燃油的沸点为170่度，而海水中漂浮的油不可能达到这个温度。但是，焊接熔化金属片焖燃了一个棉花碎片，碎片在油上漂浮，结果棉花点燃了油层，引起大火，大火严å重毁坏了原告的码头及停泊在码头上的船只。原告对被告提起了诉讼，初审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被告上诉，新南威แ尔士最高法院否定了上诉。而后此案提交到英国枢密院，枢密院作出了最后的裁定。
被告方的理由是，虽然油会燃烧，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告没有也不能够合理地预料é到浮ด油会引起大火，而且当时着名的科学家韩特教授也提出支持被告的专家意见。原告方的理由是，被告的燃油流到了原告码头，影响到了码头的作业，这虽然是一种小的损害，但是也是一种损害，而且重要的是：燃油的燃烧是大火损坏原告码头的直接原因。原告的依据是一个ฐ过失直接原因论的着名先例，这个先例确立的原则是：如果被告存在过失，那么不管他是否能够合理地预料到เ损害的结果，他都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枢密院着重讨论了这个直接因果关系论。他们认为，大家都非常熟悉直接因果关系规则，但是其权威性已经开始动摇，现在它不再被视为一个好的法律，因为它不符合现在的正义和道德的观念。这个规则ท意味着，一个过失的行为，不管它是如何的轻微和细小，不管它实际损害多么地微不足道，但是只要它是一个“直接的”原因，那么它所引结果不管如何地不可预料和如何地严重，过失行为人都要承担全部ຖ的责任。而按照民事责任的原则，一个ฐ人只对他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过了这个限度，它就是一个苛刻的法律；低于这个限度，就不利ำ于社会文明的秩序。让一个人承担他行为造成的相应的损害结果，不是依据一个ฐ自然、必要和可能的结果，而是因为我们要采取一个理智人的标准，而按照人类共同的良知，一个人只对他自己行为可预ไ料é的结果承担责任。否则ท，如果采用直接原因的原则，那ว么就会导致永无休止的和无法解决的因果关系，因为一个律师不能够像哲学家那样陷入到逻辑和形而上学的争论。
而且，究竟什么是“直接”的原因，也是个难于回答的问题，这要依赖于具体的环境。事后的聪明不是一个标准。我们不能够离开具体的环境来抽象地说被告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和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只能判ศ定被告承担他自己造成的责任，而不是其他，责任判定的标准是其合理的预见性。比如，aທ的行为导致b的损害，这是可以预见的，随后又导致了c更大的损害，这是不可预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a只对b承担责任，而不对c承担责任。直接原因论用“直接原因”取代“可预见性”，这只会导致逻辑混乱和不公正。
枢密院最后的结论是：允许被告上诉，驳回被上诉人原告对上诉人被告的过失指控，但是被上诉人可以在相应的法院提出对上诉人公害的诉讼请求。
这是英国法中一个非常着名的案件，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在法律因果关系规则上，用“可预ไ见性”标准取代了“直接因果关系”标准。枢密院谈及的理由á很多，其中值得称道的是他以现代私法理念作为判决的基础，也就是“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可预料的结果负责”。这种个ฐ人主义的观点源于西方18๖世纪的哲学。它是讲，每个ฐ人都是一个ฐ独立在存在，都有自己的意志和意识，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人身和财产。这种哲学观在法律上的表现，成为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基石。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法律的理念都与这种哲学观点相关。在18๖世纪之前，哲学、政治学与法律学的理论纠缠在一起。法律理论尚没有成为ฦ一门独立的科学，而在另外一个方面，法律活动又是一个ฐ专业的职业性的活动，它着重的是法律的实践而不是法律的理论。理论渊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实践渊源于古罗马的法学，这是法律领域的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法哲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理论永远存在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侵权行为法被认为是具有法律实践性的领域，学者们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侵权法是一个法律实践的领域，而不是一个ฐ哲学的领域。法律需要的是可以直接适用的规则，哲学的原则得不出明确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就是本案枢密院成员们抱怨哲学的原因，他们区分了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认为哲学不能够替代法学。
“直接因果关系”和“可预见性标准”是法律因果关系中的两个基本尺度，在众多的先例中ณ并行不悖，后代也各有展。比较而言，前者更多地考虑行为的客观结果，而后者更多考虑行为人的主ว观状况。如果我们探究一下这个案件与前二个案件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在广泛的意义แ上，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都强调可预见性，直接结果的因果关系与可预见性的因果关系不存在冲突，都强调被告对其行为的结果应该预见到，但是由于过失没有预见到。不同的是，两种预见性的程度要求不一样，前者称为“直接结果尺度”，后者称为“合理预见尺度”。前者的尺度比较宽泛，对被告的责任要求比较高；后者的尺度比较狭窄，更多地保护了被告的利益。如果用后者的尺度来衡量前一类案件，那么前二则案例中ณ的被告将都不承担侵权行为责任。
此案是英国枢密院的一个判决，枢密院是英国审理其殖民地区上诉案件的最高审级。如果说贵族院是国内最高审判ศ机关的话，那么枢密院则是前殖民地区的最高审级。不同的是贵族院要求多数意见通过判决，而枢密院要求一致通过判决。香港1997๕年主权回归中ณ国之前，其最后的审级就是这个枢密院。
第三部分“因果关系链的中ณ断”
张三将有瑕疵的车租给李四，车在路上抛锚，李四下车修车。王五过失驾车，将李四撞伤。张三对车的瑕疵有过失，王五对李四的撞伤有过失，比较而言，王五的过失行为中断了张三的过失行为，王五对李四承担侵权行为责任，张三不承担责任，王五的行为“替代”了张三的过失行为成为李四受伤法律上的原因。这种情况称为ฦ因果关系的中ณ断。下面这个ฐ案件就是讲这样的情况。
被告公司设置一条地下气体管道，为此目的而掏空了公路东面的地底下。被告雇佣一家管道公司密封管道，原告是这家公司的一个职员。原告用一瓶液体釉工ื作，该液体温度高达40่0度。被告不顾原告的反对，坚持要求原告在公路西面作业，这样就使得原告面对东马路开过来的汽车。被告所采取的安全保护措施只是设置了一个木质的路障，以及安排一个ฐ持旗人打信号。
一个ฐ叫狄更斯的人开车过来，他癫痫作失去知觉。当时，狄更斯正在接受癫痫治疗但由于过失而未服药。他开着车撞碎了木质路障，撞击到เ原告，把原告撞飞到了空中ณ。400度的釉液体飞溅到เ原告的脸上、头上和身体上，原告身体烧成了一团火球，可是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原告对狄更斯和被告公司提起了诉讼，初审法院判ศ定原告胜诉，被告提起上诉。后上诉到了纽约上诉法院。
原告认为被告在保护工作现场方面存在着过失，他所的专家意见认为：通常和认可的保护工人的方法是围绕洞口设置路障，其宽度要覆盖所有的挖掘区域。这些路障要么是卡车，要么是笨重的设备，要么是一个土堆。而且应该有两个持旗人在现场，这样才可以让过往车辆不撞进工作区，从而保护工人不受到伤害。而被告声称，原告受伤完全是因为ฦ狄更斯的过失，这是一场交通事故，因此从法律上讲，原告的伤害和被告的失职之间不存在着因果关系链。
席法官库克说，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一个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不同的案件要考虑不同的因素า。一旦法院认定所面临的案件是一种被称之为“显然和明显”的案件，那么就由事实的认定者决定法律上的原因。按照法律重述，为了证明是一种“显然和明显”的案件，原告通常要证明：被告的过失是原告所受损害的实质性原因。原告没有必要去证明事件精确的生方式是什么？伤害的程度如何？以及这种事件是否可以被预见？
如果有第三人的行为介入到เ被告过失和原告损害结果之间，那ว么就出现因果关系链的问题。这时，就要确定：第三人的行为是否是通常的或者可预见的结果？在当时情况下，如果介入行为是一种异常的行为，如果它在通常情况下不会生，如果它独立于或者不关乎被告的行为，那ว么เ它就是一种替代的行为ฦ，它就中断了被告过失和原告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原告损害法律上的原因。因为ฦ该问题涉及是否可以预见和是否为通常，因此该问题应该由事实的认定者去解决。
库克说，就本案件而言，我们不能够说狄更斯的过失是一种替代的原因，不能ม够说其行为中ณ断了被告行为ฦ和原告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链。就证据而言，陪审团可以认定被告失于安全保障措施，该玩忽职守的行为“显然”是危险的，有可能导致驾驶员过失进入工作场地而伤害工人。驾驶员的过失或者卤莽并不排除被告要承担的责任。事实的认定者可以得出结论：被告制造了危险，该危险可预ไ见的、通常和自然的结果是使轿车驶入未保护好的地区，导致工人的伤害。因此，驾驶员的介入行为并不是一种替代原因，不能够使被告免于责任。最后的结论是维持原判决。
一个损害结果的生，有时候有多个被告独立的原因，这样，是两个ฐ独立的原因共同导致了原告的损害？还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导致了原告的损害？两个被告都要承担责任？还是其中的一个被告承担责任？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一个被告的行为取代了另外一个被告的行为，导致了原告的损害，那么法律上就叫做因果关系链的中断。因果关系的中断是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而且在实践中ณ没有明确的和肯定的界限。
在实践中大体上存在着三种因果关系的介入：第一，原告自己的行为ฦ介入。比如，被告过失导致原告的腿伤，原告在下楼的时候，自己过失摔倒，腿骨折。再如，原告在被告的电梯中受困，原告自己้从电梯顶上爬出，该非正常的爬出行为最后导致自己受伤。在这两个案件中，被告先前的过失行为和原告后来自己不慎的行为导致了原告的损害，被告是否对原告的损害承担责任呢？这就是原告过失行为介入原-被告因果关系链的例子。这一类的案件，法律上叫“原告的与有过失”，就也是原告自己้对损害也负有责任。这个问题，我们在以后的案件中会遇到。
第二，自然灾害的介入。比如，被告的船与原告的船生喷撞，原告的船在开往修理站的途中遇到风暴，最后原告的船严重损害和沉没。这里，风暴这个自然的现象中断ษ了被告过失行为，被告不对原告船的沉没损害承担赔偿的责任。
第三，第三人行为的介入。本案就涉及到了“第三人行为介入”的法律效果。第三人的介入行为ฦ有可能中断原有的因果关系链，从而使第三人承担责任而免去被告的责任；介入行为也有可能不中断ษ原有的因果关系链，从而并不排除被告的责任。本案就是“介入行为”不中ณ断ษ因果关系链的典型例子。原告受伤既因为被告失于保护工人的过失，也因为狄更斯ั驾车的过失。但是因为狄更斯的行为不是“异常的”行为，不是“通常情况下不会生的”行为，不是“独立于或者不关乎被告的”行为，因此狄更斯的过失不中断被告的过失行为ฦ，被告和狄更斯都要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实践中，第三人的介入行为是否中断ษ了被告行为？很是复杂，这个案件讲的是美国法的尺度，在英国法中，法官们一般要考察第三人的介入行为是否是被告行为“自然和可能”的结果。比如，原告与被告在单行线上驾车生冲撞，警察勘验现场之后，没有关闭单行道，而让原告开车逆向行驶，结果与开过来的汽车生第二起交通事故。在这里，原告逆向行驶不是被告第一次过失碰撞行为“自然和可能ม”的结果，被告因此对第二起交通肇事损害不承担责任。有时候，法官要区分介入行为是积极的作为还是消极的不作为，区分介入行为是侵权行为还是非侵权行为，最后来判定被告行为是否被介入行为中断。
第三部ຖ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旅๓客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意外受伤，他不状告肇事者，而是把铁路公司告上了法庭。铁ກ路公司应该对月台上的人都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我们看这个案例。原告帕尔斯格拉夫要去海滨渡假，她从被告铁ກ路公司那里购得火车票，站在被告公司月台上等车。一辆过站的列车进站，两个ฐ乘车人飞奔而至。这时，火车已经开动，这两ä人试图抢上火车。其中一个顺利登上火车，另外一个手里拿着一个包裹，想从月台跳上车厢。他脚底不稳几乎摔倒。这时，车厢的一个工作人员在车厢内伸手将这个人拉进车厢，月台上的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在他后面将他推上火车。在这个过程中，包裹脱手，掉到了月台栏杆上。这是一个15英寸长的包裹，并用报纸包着。实际上，这个ฐ包裹是一包烟花爆竹，但是从外表上不可能现里面的内容。结果当然是包裹落下，生爆炸。爆炸的冲击力溅起几英尺外月台边上的残片，残片飞起，砸到了原告的身上，原告受伤。原告对铁ກ路公司提起侵权行为诉讼。初ม审法院判定被告承担600่0元的赔偿，并返还一定的诉讼费。铁路公司不服，提起了上诉。上诉分院以3比2表决维持原审判决，并判定被告支付原告100诉讼费。铁ກ路公司继续上诉。
此案最后上诉到了纽约上诉法院，上诉院的法官们对此案件有着不同的看法。最后，法院以4比3的表决撤销原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卡多佐法官代表多数写了判决书。卡多佐法官先说，如果要追究被告职员过错的话，那么เ只存在着被告职员与持包人之ใ间的不当行为，而不存在被告职员和原告之间的不当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谁都无法注意到包裹里面存在着潜在的危险。法官解释了过失的法律含义แ，他说，只有一种法律利益或者一种权利遭到เ侵犯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一种过失侵权行为诉讼。抽象的过失证据不起作用。按照案件的当时情况，过失是一种欠缺注意的行为。法官分析道，原告站在月台上，她有权利要求她的人身安全不受到故意的侵犯。但是她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她也有可能就一种不合理危险所生的非故意侵犯提出权利要求，但是这种情况存在着自身的限制。如果一个普通警觉之人都看不出危险，那么一种清白的行为ฦ或者无害的行为就不具有侵权行为的性质，因为这里可能仅仅是一种偶然的不当行为。
法官说，我们也不能够说，造成如此危险的人就具有一种免除法律责任的权利。不过，规则是，如果一个ฐ普通谨慎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现事故生的可能性，那ว么就没有必要要求被告特别ี通告事故生的方式。接着，法官分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故意针对a的危险行为，结果却是不幸伤害了b。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合理理解其范围，有时是法院要解决的问题，有时是陪审团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就本案件而言，报纸包着的包裹会在车站炸起碎片，在一个最细心的人那里都是无法预ไ料é到的。
法官继续分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无论是最接近的原因还是因果关系的疏远，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东西。责任的问题永远居先于危害结果程度的问题。如果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侵权行为责任，那么就没有必要来考虑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问题。卡多佐法官的结论是：撤销下级法院的判ศ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前面讲到过两个案件，一个是1921年的木块撞击甲板烧毁轮船案和1961้的“马车山”案，这两个案件都是英国法上的案件。在前者，法官强调被告对于损害结果的直接原因，而在后者，法官强调被告对于危害结果的预见性。这两个案件是英国法中法律上因果关系的两个主导性案例，而这里讲的这个“火花案”，则是美国是侵权行为法中同类着名的案件。有个ฐ美国教授称这个案件是美国侵权法中最着名的案件。为什么称为“最着名”？他并没有解释。也许是着名的卡多佐法官在本案中提出了他与众不同的意见；也许卡多佐法官与马歇尔法官、霍姆斯法官以及汉德法官等在美国法律史上齐名；也许是在这个ฐ案件中ณ，法官第一次完整地总结了美国法着义务、责任和过失的问题，特别ี是“法律上因果关系”的问题。
这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强调一种“预ไ见性”因素，如果一个普通人可以预见到被告类似行为对原告的损害的结果，那么被告对原告就有一种注意的义务；如果被告没有尽到这种注意的义务，他就要承担原告损害的赔偿责任。反之，如果原告受到的损害无法预料，那么被告就在法律上不承担原告的损失。这是法律上因果关系最简单的表述。至于“预见性”的尺度是什么？在英美国家的法律实践中更为复杂，有时法官们区分“最接近的因果关系”和“因果关系过于疏ຕ远”，有时区分“危险范围区域内”和“直接的因果关系”等等，以此来确定被告的责任及其范围。
在这个案件之前的70多年里，美国的法官们一直在讨论“过失”责任范围的问题。到本案生的时候，美国法律协会正在起草《侵权行为法重述》，也就是对判例法中ณ相互冲突的法律理由进行归纳整理，希望形成一个ฐ逻辑明确、理由正当的法律规则体系。当时“顶尖”的法官和法学家们作为ฦ法律顾问对“过失”生了激烈的争吵，其中，卡多佐和汉德之间的冲突最为ฦ明显。他们假想过几种类型的过失案件，比如，张三在道上开车，遇到一个ฐ包裹严实的箱子，张三不知道箱子里有什么东西。张三碾过了箱子，箱子内其实装ณ有炸药，于是生了爆炸，爆炸如此强烈，把道路旁李四家的房子炸毁。问：张三对李四的房子是否承担赔偿的责任？再比如，张三不慎将枪掉下，砸到เ了李四的脚，枪落地后引了扳机，子弹打中ณ了王五。问张三是否同时对李四和王五承担责任？讨论的结果与本案件一致，也就是，张三只对自己้可以预ไ料到的损害承担责任，而对他不可预料的损害承担责任。也就是，在第一个例子中ณ，张三对李四的房子不承担责任，在第二个例子中，张三只对李四承担责任，而对王五不承担责任。
第三部ຖ分牛奶里的红鳟鱼
病人左胳膊受伤，到医院动手术。从手术室出来之后，左ุ胳膊好了，右胳膊却受了伤。病人在手术过程中被麻醉了，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由á谁伤了他的右胳膊。他该怎么办？原告找梯雷医生看病，医生诊断出他患阑尾炎而需要做切除手术。医生安排另外一个叫斯ั潘伽德的医生为ฦ原告动手术。这个医院归斯维福特医生所有并由他管理。原告到了医院，梯雷和斯潘伽德医生给他皮下注射、使他入睡和将他唤醒。医院护士吉斯勒用轮椅将原告推进手术室，安排手术前的准备，让他躺在手术床上。原告称，在他平躺着的时候，他肩上部、脖下1英寸处顶着两个坚固的物体。瑞瑟医生给他上了麻醉药，原告失去了知觉。原告次日上午醒过来的时候，现照顾ุ他的护士是汤普森。
原告声称，在手术前他右手臂和肩膀从来都没有受过伤，也不疼痛，但是当他在医院里醒来的时候，他肩部和脖子之间处剧痛。他向护士和梯雷医生诉说此事，医生给了他一些治疗。但是，疼痛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蔓延到手臂的下部。出院后，情况变得更糟。他不能够转动或者抬起他的胳臂，后来肩部ຖ周围展成了肌肉萎缩和麻痹。他还从梯雷医生那里接受治疗，后接受斯潘伽德医生的建议，他带着夹板工作。医疗证据表明，他的疼痛来自肩和脖子之ใ间的外伤、压迫和拉伤。
原告将斯潘伽德医生、梯雷医生和斯维福特医生，以及吉斯ั勒护士和汤普森护士告到了法院。初ม审法院得出的判决是：原告提起的诉讼不成立。原告上诉，后上诉到了加州ะ最高法院。
加州席大法官吉布森认为，原告的理由是：本案应该适用“事物自道缘由”的原则，因此判ศ定此案不成立是不合适的。被告的立场是：原告受到的损害是事实，但是，他不能ม够证明是哪一个特定的被告或者哪一个特定的器械造成了他的损害。
法官认为，失去知觉的病人在手术台上受到损害，如同火车旅客在铁路事故中ณ受到伤害或者行人因为坠落物受到损害或者受到爆炸物伤害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用“事物自道缘由”的原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医生和护士自己承认，受到损害的病人永远也不知道谁造成了他的伤害。要保证避免不公正，法院就要启动一种近似于绝对的责任。法官说，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案件应该适用“事物自道缘由”的原则。
对于被告的看法，法官认为，在一个现代的医院里，病人可能ม受到不同人的不同方式的看护，他们之ใ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比如在本案件中，梯雷是诊断医生，斯潘伽德是手术医生，他们两个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瑞瑟是麻醉师，汤普森是护士，他们两个是斯ั维福特医生的雇员。关系虽然复杂，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ฐ人都应该对病人尽到通常的注意义务以使病人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有过失的人都要为他们的失职而承担责任。伤害他的人要为其伤害行为承担责任，负责照看他的人因其失于照ั顾而承担责任。雇主要为他的雇员承担责任，负责手术的医生要为手术中辅助人员的过失承担责任。一些被告要被认定承担责任，而另外一些被告会免于承担责任，即使如此，也不能够排除适用“事物自道缘由”的原则ท。每一个被告因此都要解释他自己的行为，承担自己没有过失的举证的责任。如果要求失去了知觉的病人来认定谁或者哪个ฐ器械造成了他的损害，那显然就是不合理的。
法官最后说，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详尽细地将“事物自道缘由á”的原则应用到这个案件，我们只是简单地认定：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病人在接受手术的过程中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因此，负责照顾他和控制器械的所有被告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从而确定他们是否承担过失的责任。最后的结论是：撤消原判决。
边沁曾经说过：法律的艺术就是如何应用证据的艺术。原告控告被告，就要拿出证据来证明，是被告伤害了原告。这在法律上叫做：谁主张权利，谁就要承担举证的责任。原告拿不出证据，他就不能够指望法官判定被告承担损失。我们通常喊的口号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ฦ准绳。举证的目的就是要在法庭上弄清案件的真像。但是，这只是一般规则ท。有规则就有例外，本案件就是说的这样例外的情况，因为在医生病人，学生老师，雇主雇员，制造商消费者，政府机关普通市民之间，他们在专业知识、信息资料é、经验财力等方面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让地位劣势的原告拿出证据来证明地位优势的被告存在着过失，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们创造了新า的法律规则，其中之一就是本案所说的“事物自道缘由á”。
这个案件较为全面地解释了侵权行为法中着名的“事物自道缘由”原则。一个法学家形象地将这个原则表述为ฦ：“某些间接证据非常充分明显，如同你在牛奶里看到鳟鱼一样。”通俗的说法是“事件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这个原则在实践中的效果是举证责任的倒置。但是一旦适用“事物自道缘由”的原则，那ว么就要求被告证明他不存在着过失。在英国，最早ຉ确立这个原则ท的案件生在1้865年。在那个案件中，原告站在被告的仓库门口，被告的一袋糖落下砸在原告身上，原告受伤。原告提起侵权之诉讼，初审法院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决，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存在着过失。原告上诉，法院重新审判，支持原告。法官认为，从整个案件的情况看，事件处于被告的支配之下，如果管理得当，就不会生损害。这个时候，不是要求原告来证明被告存在着过失，而是要求被告自己不存在着过失。此后，事物自道原由成为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通行于英美法律。按照英国学者的看法，适用该原则的基本的要件有：第一，生损害的事件完全在被告专门的控制之ใ下。比如此案中，病人失去知觉，由被告们摆布；第二，如果被告不存在过失，那ว么原告通常不会受到损害。比如此案中，在正常的情况下，进手术室，没有受伤的右臂通常不会受伤。第三，对事件没有其他的解释。如果事实清楚，那么惟一的问题只是：是否可以推演出有无过失。比如此案件中，不知道原告的伤是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因此，原告把所有的关系人都告上了法庭。
在这个案件中ณ，吉布森法官没有直接判ศ定原告胜诉或者被告败诉，而是认定本案适用“事物自道缘由”原则，由被告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不存在着过失。它解决了法律程序方แ面的问题，而没有解决法律实质性问题。当然，程序问题保证了相对的公平和正义。
第四部ຖ分我是谁？
法律是对既ຂ成社会秩序的确认，社会则ท每天都在变化。美国哈佛大学那位曾经的法学院院长庞德说，法律稳定不变，社会不断变化，它们之间永远存在着冲突。法律既是对过去文明的总结，法律也是对现在文明的反映，法律也应该促进将来的文明。他的意思说，法律应该随着社会的展而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永远会落在社会的后面，法官永远是社会的保守势力。但是，法律也有着自己的生命，它存在着一种自我展的能力。法律历史学家将法律的这一个现象称为“西方法律的传统”。法律的这种生命力，在英美法律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从下面的这个ฐ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ฐ特点。
某妇女因为患有精神衰弱症，而住进了纽约市立精神医院，进行治疗。由于该医院未尽到充分注意的责任，失于监督，结果导致该妇女遭到เxiangbao。而后该妇女生一子，取名叫威廉。威廉长大后，认为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不应该出生之人，因为他不能ม获得一种正常孩童应该得到的家庭生活，也得不到เ父母的抚养和照顾，同样也没有财产的权益。更让他伤心的是，他是私生子，因此经常遭到同学的讥笑。他思前想后，决定状告医院及医院所有人之纽约州。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也不能够责怪他的母亲。他之所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全是医院的责任，因为是医院当初没有对他母亲尽到适当监督义务，使他母亲遭xiaທngbaທo，也使他最后得以出生。他对纽约州提起了侵权行为ฦ之诉讼请求，对其所受的损害，要求州政府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纽约州地方แ法院判决原告胜诉。法官认为ฦ，虽然原告的母亲遭到xiangbaທo时，原告尚未出生或者受孕，也就是说他当时还不是一个法律上的人。尽管法律上不存在先例，但是这一点都不影响该侵权行为的成立。因此原告有资格和理由á提起诉讼。法院在判决理由中ณ还特别强调，“普通法是能ม够展的，而且必须ี要能展。”法院认为肯定此项请求权，并不会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但是，二审法院否定了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吉布森法官在其简短的判决理由中说，“承认这种请求权，实属不妥。不当出生的损害赔偿难以确定，而且从法律政策上讲，也欠缺合理的依据。”1966年1้2月2๐9日，纽约州最高法院判决同意二审法院的这项观点，认为原告所主ว张之请求，固然具有新意，不过本案情形特殊，影响也会深远，应该审慎考虑。再则，就法律构成而言，某人在此种情形下出生，而不在他种情形下出生，却也实在难以认定是不法行为导致了他人受到เ损害，因而构成一种侵权行为。
这种侵权行为ฦ经常被认为是侵权行为法的一种新形式，通常被称为“不当出生”的侵权行为ฦ。起初，这种侵权行为ฦ是通过过失形式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医院对病人的安全有一种注意的义务，但是医院没有尽到这种义务，导致原告母亲受到เ损害，这种损害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原告的出生，而他的出生对他而言又是一种损害，因为“未经同意而出生，致在人间受苦”，因此医院要对原告的出生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这种案件，被告有时是父母，有是是医生，有时是医院，本案却是州政府。同类型的案件还有，一个ฐ纽约州的女子爱上了一个ฐ波多黎哥的男子，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来，该女子现该男子在波多黎哥已有家室，于是离开该男ç子。再后来，该女子生下一子，母子俩一起生活。孩子慢慢长大，有两件事让他不开心，一是他为混血儿，被人骂为杂种，二是他没有爸爸，被人视为ฦ野种。总觉得自己是一个ฐ不该出生的人，最后，把父亲告上了法庭。这也是一个ฐ较早的案，法官在这个案件也没有支持原告。但是，到เ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不当出生的案件逐渐从过失侵权行为法中ณ独立出来，成为了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形式，慢慢形成了同类系列的诉讼形式：不当怀孕、不当出生和不当生命。
本案涉及的法律难点问题有两ä个ฐ方面。第一，原告有没有诉讼资格？这有点类似于“胎儿继承权”的争论问题。早ຉ期的案件一般都持否定的态度，着名的霍姆斯法官就持否定的态度，到了40年代美国法律界有了激烈的争论，到6๔0年代有了采肯定说的判ศ例。现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州都认定，原告有权对出生前所受到的损害请求损害赔偿。人的生命究竟从什么เ时候开始算起，一直存在着争论。而且西方人也特别喜欢探讨这个问题，甚至演变成宪法性的社ุ会问题。比如堕胎的问题，宗教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此的看法都不一样，由于对生命的看法不一样，对相应的法律应对措施也有不同主张。他们经常探讨的问题是：堕胎究竟是女人对自己้身体的处分权，还是一种对生命的谋杀？直到เ今天，也没有一个结论。第二，是否存在先例？霍姆斯法官在一个1884๒年的案件中就明确指出美国当时没有这样的先例，而在英国，1976年《天生残疾民事责任法令》通过以前，也不存在这样的先例。不过，因为普通法的特点似乎是开放的体系，正如上述案件初审法官所言“普通法是能够而且必须展的”，加上“有损害就有法律补救”的原则，最后使“不当出生”有了法律的依据。从根本上看，这类新型的案件出现，法官是否支持也有一个政策似的考虑，比如，如果法院承认这种诉讼，那么任何一个ฐ人只要当他感到生活的不顺的时候，他就有权提起此类诉讼，其结果一则诉讼量上升，二则增加司法的成本。
目前，病人家属状告医院的案件在我国时常出现，比如病人在住院期间跳楼自杀，自杀原因不明。在此情况下，医院对此死亡者的人身安全是否有注意的义务，法律还没有明确的规定。至于是否存在子女状告父母或者医院“不当出生”的侵权行为，似乎未有报道。将来是否会有，目前尚无法预测。
第四部ຖ分“不当出生”的侵权行为ฦ诉讼
上一个案件生在20世纪6๔0年代，法院没有承认不当出生的诉讼请求，到了本案件的70年代，事情生了变化。伯尔曼夫人怀孕9月，于1้974年1้1้月产下一女莎容。母亲怀孕时年过38，一直在爱伦和阿塔迪医生的照料é和看护之ใ下，这两位医生都是妇科和产科专家。不幸的是，莎容天生患上了道氏综合症，这是一种遗传性的缺陷，通常称之为ฦ“先天痴呆症”。伯尔曼夫妇将两ä位医生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医生偏离了通常的医疗标准，因为他们没有告诉伯尔曼夫妇一种称为“羊膜穿刺”的测试方法。这个方法是将一根长针穿刺到母亲的子宫里，提取羊水的样本，通过对胎儿染色体的分析，可以分析出胎儿的性别和明显的染色体缺陷。医学研究表明，这种测试方法准确率很高，对母亲和胎儿的危害很低，低于1%ื。伯尔曼夫妇称，如果被告将这种方法告诉伯尔曼夫人的话，她就会去做这个测试，从而可以现胎儿是否会染上道氏综合症，然后决定是否采取流产。由于未尽到通告的义务，结果伯尔曼夫人产下先天残疾的莎容。
伯尔曼夫妇在诉讼中提出了三个ฐ方面的诉讼请求：第一，他们代表莎容向被告提出“身体损害和精神创伤”的赔偿请求，因为她的一生将受到先天痴呆的痛苦；第二，伯尔曼夫妇自己้对被告提起精神损害的诉讼，因为他们生下了天生残疾的女儿；第三，伯尔曼夫妇对被告提起医疗和其他费用的赔偿请求，因为他们将要付出对孩子养育、教育和管教的费用。1977年11月4日，初审法院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原告上诉，后上诉到新泽西最高法院，帕西曼法官提交了法律意见书。
法官说，以莎容名义提起的诉讼，法律上称为“不当生命”的诉讼理由，也就是不应该有她的生命。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医生不存在着过失，母亲将会生出健康和正常的胎儿。本案中，如果被告医生向她母亲通告存在着羊膜穿刺的测试方法，那ว么她母亲就不会把她生下来，她就不会到这个ฐ世界上来，她也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受苦。法官说，我们实在是不愿否决莎容的诉讼请求，不过现实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先，生与死的价值和损害难以确立，其次，当莎容被带到这个ฐ世界上来的时候，法律并不承认她受到เ了伤害，因为先天缺陷存在于她出生之前，而那个ฐ时候她还不是个法律上的人。另外一个方面，这里也存在着对生命的看法，法官深情地说，我们每个ฐ人都不是完美的，都不能ม够充分享受这个世界赐予给我们的所有幸福。只要我们能够感受到爱与被爱，只要我们能够感受到痛苦和快乐，这个生命就是有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总是比死要好，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所谓生命的神圣性。法官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否认莎容有提起“不当生命”的诉讼理由。
以伯尔曼夫妇名义提起的诉讼，法律上称为“不当出生”的诉讼理由，也就是说，由于被告的过失，让他们生出了不该出生的女儿。原告称，由于被告没有告诉母亲羊膜穿刺的测试方法，她因此失去了流产的选择权。法官说，早ຉ期的法律否认不当出生的侵权行为诉讼，原因有二，一是这种损害难以计算，二是公共政策不允许这种诉讼。近年来法律生了变化，至少法律确认了妇女选择流产的宪法性权利ำ，公共政策也就不再反对这种诉讼，因此法官说，本法院从法律上确认不当出生的诉讼请求。麻烦的是损害的计算问题，被告的过失只是导致了原告选择的机会，而让被告来承担天生残疾儿童养育、教育和看护的费用，这是没有道理的。不过，原告受到的精神损害则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因为近年的法律可以将他们转化为金钱的价值。因此，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赔偿医疗和其他方面的费用，有权请求精神损害的赔偿。
这个ฐ案件典型地涉及到了所谓“产前侵权行为”的诉讼问题，一般而言，这类诉讼包括三类：不当生命、不当出生和不当怀孕。
不当生命是指儿童作为ฦ原告对医生或者父母提起的诉讼。上一个案件讲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的法官对此做过评论，总提上是反对这种诉讼请求。他们曾经引用美国着名的霍姆斯大法官于1884๒年曾经有着经典的评论，霍姆斯反对这种诉讼，理由是侵权行为生时，该儿童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另外，如果承认这种诉讼，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因为ฦ生活的不幸而诉之于法律。所谓不当生命，指的是儿童自己的“新生命”，儿童认为自己的生命是不应该产生的。在这个案件中，法官对生命的看法耐人寻味。生命的本质就在于对痛苦与幸福的体验，并不在于健康与残疾。残疾本身就是对生命的一种体验，这种观点比较鲜明地带有西方แ人的看法和感受：生命是宝贵的，也是神圣的，任何生命都应该得到เ尊重与关怀。
不当出生是指父母对医生提起的诉讼。美国早年的法律也否定这种诉讼，二战以后，法律生了变化，许多法院都承认这种诉讼的合理性，从而确立了不当出生的侵权行为诉讼。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父母对于生育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妇女对于生育的选择权。在这个问题上，中ณ国与西方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中ณ国现有的情况下，只要孩子没有脱离母亲的身体，母亲都有堕胎的权利，而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母亲的体内的胎儿是一个物还是一个ฐ人，在法律上是个ฐ令人头疼的问题，如果是个物，那么เ母亲有权利处理而不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如果已经被法律视为ฦ一个人，那么堕胎就是一种谋杀。这里，母亲生育权与胎儿的生命权生了冲突。女性主义者强调女性处分自己้身体的权利ำ，而道德家和宗教家强调胎儿的生命权。当然，这里会涉แ及到，胎儿的“生命”从何时算起？天主教的教义则称，男性胎儿4๒0天、女性胎儿80天就应该具有生命。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荐的时间是妊23๑到24周，这时，母亲开始感受到了胎动。12周以前妇女可以堕胎，12到23๑周之间，州ะ是特定情况下可以干预堕胎，23-24周以后堕胎，被视为一种犯罪。
不当怀孕则在时间上更早，它是讲，父母不愿生孩子，但是由á于医生节育手术过失或者指导过失，母亲有了身孕，而控告医生的诉讼。这种诉讼的原告有时也可以得到赔偿，通常包括：母亲怀孕的痛苦，怀孕、流产和生产的费用，以及这段时间的工ื资减损。
从这个案件的情况看，法官基本上否定了子女“不当生命”的诉讼请求，确认了父母“不当出生”和“不当怀孕”的诉讼请求。
第四部分死亡者的诉讼权利
有出生的问题，就有死亡的问题，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关于死亡的法律规则似乎ๆ比关于出生的法律规则要明确，并易于处理。我们来看看关于死亡的若干法律问题。
1976年8月20日，被告开着一辆普利茅斯ั1969轿车，同车有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一家人。晚上6点15分，他们在特拉华州某县275๓公路上生车祸，6点40่分妻子被送到医院，被宣布死亡，死亡证明认定死者死于脑壳脆裂而生的溢血。从生车祸到在医院被宣布死亡，她显得根本无生还的可能。事故生后，儿子由被告以及祖父母看管，女儿被外祖父母看管并收养。死者母亲被认定是死者的财产执行人，她对被告提起了“不当死亡”和“幸存者”的侵权行为诉讼，被告则认为原告证据不足。初ม审法院作出了支持被告的判决，原告上诉，此案件最后上诉到เ特拉华州高等法院，梯斯ั法官提交了法律意见书。
法官认为，本案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人死亡后，其死亡的事实是否能够成为确立一个诉讼的理由？也就是说，本案中ณ的岳母是否能够因为女儿的死亡来起诉她的女婿？法官说，按照ั普通法的原则ท，“一个侵权行为诉讼请求权随着那个人的死亡而消失”。这样，只要是生了死亡，与之相关的诉讼请求和损害赔偿就得不到法律的救济。这种法律过于苛刻，因此，特拉华州议会通过了两个成文法，这就是幸存者法律和不当死亡法律，从而确立了不当死亡和幸存者的侵权行为诉讼。依照幸存者法律，除了名誉损害、恶意诉讼和刑法案件之外，幸存者或者不当死亡者的财产执行人可以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依照不当死亡法律，死者的丈夫或者妻子或者其他法律代理人可以提起诉讼，寻求死亡而生的损害赔偿。因为这个ฐ缘故，可以说成文法对普通法进行了改进。
接着，法官分别ี就此类案件中ณ的精神损害和惩罚性赔偿进行分析。他说，依照ั不当死亡法律，法律不承认精神损害的效力，在这样的诉讼中ณ，赔偿只限于金钱的赔偿；但依照幸存者法律，从受伤到死亡期间造成的精神损害可以成为损害赔偿的一部分。不过，这里需要原告足够的证据证明精神创伤的存在，仅仅宣称死者当时活着和经历了痛苦是不够的。法官认为，在本案中，原告没有充分的事实来支持他依幸存者法律所要求的精神损害请求，而依照不当死亡法律，精神损害又不是这类案件所能够包含的内容。
原告还提出了惩罚性赔偿的要求，但法官说，惩罚性赔偿不适用于不当死亡案件。按照ั不当死亡法，死者财产执行人可以“得到死亡赔偿以及所伴随而生的损失”。同样，依照幸存者法律，财产执行人的损害赔偿限于：从事故到死亡期间的精神损害；伤害所生的伤害；伤害和死亡导致的所得损失。但法官说，本案件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因此不能判定惩罚性赔偿。法官说，基于以上的理由，同意作出有利ำ于被告的判决。
在说到法律中自然人的法律地位的时候，通常的说法是自然人的权利始于出生止于死亡。关于出生，有所谓婴儿独立呼吸说，婴儿与母体脱离说；关于死亡，有所谓心脏死亡说和脑แ死亡说。标准不一样，法律权利也各不相同。按照ั英美的早期普通法，如果一个受伤的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