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接触“敦煌遗书”的学者，应该说是前面提到เ的那ว位甘肃省学政相当于现在一省之教育厅厅长的叶昌炽。这位出生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的叶昌炽，字颂โ鲁，又字鞠裳๙，号缘督，江苏苏州人，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๗02年到甘肃省任学政，其一生以辑录和校勘古佚书、古碑刻๑为最大的嗜好，是一位金石学家。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当叶昌炽收到敦煌县知县汪宗瀚寄呈“敦煌遗书”中的几件碑拓和《水陆道场图》绢画及四卷唐人《大般涅槃经》之后，便在日记中对其进行了记录、考订和研究。第二年，叶昌炽又亲自来到酒泉进行考察，并从汪宗瀚和王宗海处得到เ绢本《水月观音像》、《地藏菩萨像》及写本《大般若经》和《开益经》等。随后，叶昌炽不仅对这些卷本和写本均有考订，而且还将其见闻和考订都写进了他的著述《语石》和《邠州石室录》中。由此可见，叶昌炽应该算是敦煌学研究的第一人。
而最早表“敦煌遗书”研究专著的，则是王国维的日本老朋友藤田剑峰。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8月，始终跟随在罗振玉身边的藤田剑峰以《敦煌石室遗书》为ฦ底本，并参照罗振玉的《校录札记》，撰写并在北京印行了《慧传笺释》一书。对此，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刘方女士认为，这应该是以敦煌文献为研究对象最早表的专著。
《明堂寝庙通考》完成两月后，王国维又拿出了与其迥异的另一篇著述《布帛ຑ通考》，也就是后来定名为《释币》之作。
与《释币》相比，王国维后来撰写了一部饶有趣味的堪称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史的著述——《胡服考》。
路转峰回出画ฑ塘，一山枫叶背残阳。看来浑不似秋光。
如果以上还不足以体现王国维词风清爽豪洒的话，不妨再看一阕《鹧鸪天》：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据说，罗振玉对其中“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两句极为欣赏，当时将题诗扇面把玩良久不忍放下。随后，罗振玉特意将王国维找到办公室详谈，在感受到王国维深厚的文史功底和远大志向的同时，他也进一步得知了王国维家境及当时所处的艰难景况。于是，罗振玉当即表示免除王国维在东文学社一切费用，并决定让其参与东文学社管理事务，使王国维在获得一份薪水解决困境的同时，也得以安心顺ิ利地完成学业。
第四章：“时务”谋生
第六章：“咏史”抒怀
王国维不是真正的遗老，但他交往的人员中则多是以遗老自居的“铁杆”遗老，诸如沈曾植、升允和罗振玉等。王国维之所以始终与遗老们为伍，那完全是以学问为纽带而形成的，因为这些遗老们多是国学根底深厚的学者。不过，客观点说，由于王国维与这些遗老们经常接触且交谊深厚，时间长了他自然会产生一种遗老情结。而促使王国维这种遗老情结更进一步的，或者说将他直接推入到遗老行列ต的，那ว当属与王国维心意相投且相知很深的“神交”之友罗振玉了。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春末，流寓异域日本近十年的罗振玉，终于回到了中国上海。旋๙即，罗振玉将三女罗孝纯嫁与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之后，便携全家人前往距离京都最近的大都市天津定居。
作为中ณ国北方商贸、金融和经济中心的天津，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ม年期间曾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角色。重要的是，先有末代皇帝溥仪和他小朝廷的遗老遗少们迁居其中，后有民国五任总统的命运与天津这座城市休戚相关；独特的是，作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租界ศ区，居住在天津的洋人和中国近代名人之ใ多，可以说是当时中ณ国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而这些拥有豪华别ี墅、雇佣诸多仆役、享受着锦衣玉食的前清遗老遗少、金碧眼洋人、豪绅巨เ贾、下野政客、落拓军阀和投机商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将天津作为他们尽情享受、休闲娱乐和“疗伤”的福地。当然，对于前清遗老遗少们来说，他们在天津“疗伤”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重返皇宫紫ใ禁城的想，这其中就有王国维的亲家罗振玉。罗振玉定居天津的时候，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小朝廷还没有被冯玉祥驱逐出宫，这就给那些“供职”在紫禁城里或散布在天津等地的遗老遗少们一种希望，他们中的许多人始终没有放弃复辟的念想。于是，当罗振玉定居天津与升允等“铁杆”遗老们的交往日益密切之后，不仅他自己加入到了这个行列ต之中，而且还借机“提携”了远在上海的亲家王国维。
民国八年公元1้919๗年，中国和世界诸多国家一样都是多事之秋，而王国维的家事也不少。诸如，3月30日为亦师亦友的沈曾植祝贺70่岁寿诞；诸如，4月份老友罗振玉从日本回国；诸如，5月份长子王潜明与罗振玉之三女罗孝纯结婚；诸如，9月初王国维脚๐气病作，后至天津治疗时结识了升允；诸如，10่月份长子王潜明考取海关职员；诸如，11月份三子王贞明调往江苏镇江下属火车站学习，同月六子王登明出生，同月次子王高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在这诸多家事中ณ，王国维于10月分应罗振玉之邀前往天津治疗脚๐气病，并因此结识满清朝廷高官升允是值得详细记述的一件大事。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10月1้2日，王国维抵达天津并入住罗振玉于英租界内暂租的寓所内，在这前后罗振玉曾专程前往河北易县拜谒清德宗光绪皇帝的陵寝，由á此可见罗振玉应该属于十足的满清遗老。因此，当王国维来到天津治疗脚气病时，罗振玉特意将他向升允作了引见。
出生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๖年的升允，字吉甫，号素庵，又号素存，蒙古镶蓝旗人，这位蒙古贵族不仅曾历任山西按察使、陕西巡抚、闽浙总督和陕甘总督等显职，而且还是一位学养深厚的金石学家。所以，当罗振玉将学术盛名播扬海内外的亲家王国维引荐给升允时，这位有“素帅”美誉的满清贵族对王国维极为欣赏，而王国维也因为罗振玉对升允有“器识果断，当推素公为第一”的评价，同样对他很是敬重。而这位“素帅”升允，民国以前因为ฦ是满清朝廷的达官显贵，所以在溥仪退位后始终积极地谋求复辟。早在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升允就曾潜往日本谋求外援以图复辟，这使他在整个ฐ遗老遗少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而这时，正在日本避风的罗振玉闻知升允也在日本的信息后，遂专门前往升允在京都的“中ณ野别墅”拜望，就此两ä人一见如故，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辫帅”张勋在北京实施复辟时，这位“素帅”升允被溥仪委任为大学士，由“素า帅”升格为“素相”。再后来，张勋复辟闹剧瞬间破灭，升允随即也潜往天津租界ศ寓居，但复辟之ใ心并不曾泯灭。而今，王国维因为罗振玉的引见结识了这位满怀复辟之心的前满清遗老领袖，随后他被溥仪小朝廷一纸“谕旨ຈ”宣入紫ใ禁城，也就实在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4月16日，逊帝溥仪在紫禁城里降下了这样一道“谕旨”：“杨钟羲、景方昶、温肃、王国维，均著在南书房行走。”南书房，位于紫ใ禁城乾清门西南，原是清朝皇帝读书的地方；行走，作为ฦ清朝的一种官阶职称，相当于前朝的文学侍从，其主要职责无非就是帮助皇帝处理点文字事务。不过，满清王朝时能充任南书房行走一职的，虽然没有一定人数和官阶品秩之规定，但起码也要是进士、翰林出身。而在溥仪这道“谕旨ຈ”中所指定的四位南书房行走中，除了王国维之外其他三位都是进士出身，故当王国维得知自己้以一名“诸生”的身份入选其中时，自然备感荣幸和激动。对此，在王国维随后写给友人的一些信件中不难看出，这从《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可得证明，在此不赘。关于这一点，许多人都由á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出于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和人品的敬重，而有所讳言或根本就不予承认。其实，对于这种心态我们今天在理解的同时，似乎还应该有勇气正视它，否则偏袒之ใ责难以避免。对于王国维欢欣应诏的心理动因，笔者比较认可钱剑平先生的举例和剖析，故引摘如下：
诚然，作为知识分子在中国那个ฐ年代能得到เ皇帝，尽管是被废的皇帝ຓ的重视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像胡适这样高举反封建大旗的新人，在电话里听到废帝ຓ溥仪要他进宫召见的消息后，也有莫名的情感，赶紧坐车前往不敢懈า怠。关于胡适进宫一事，笔者曾在拙作《守望紫禁城》中有过细致的描述。胡适在1922年5๓月30日应溥仪之请，入宫拜见“皇上”，引起国人的嘲笑；后来1924๒年11้月冯玉祥倒戈回师，推翻曹锟，赶走吴佩孚，改组内阁并驱逐废帝溥仪出宫。对此，胡适致信外长王正廷，抗议冯玉祥驱逐废帝；后来胡适又作为“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参加段祺瑞政府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胡适的这些举动，并非像有的人所讲的是他一只脚踏学术文化，一只脚踏政治的投机文人。而应该理解为是他作为一个学者，对清朝统治者的一种情结，一种思想文化上的情结。因为那个年代，人们很容易把溥仪的皇宫看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或者说是封建文化的象征。中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悠久ื而深远，顽ื固而不化。一次匆匆忙忙的辛亥革命，显然是不可能“埋葬”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封建文化。其间，更不要说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财富，它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继承性。
所以，当王国维被逊帝溥仪“降诏”“著在南书房行走”时，既表明溥仪对王国维学识的认可与看重，又无疑是浓结了王国维的一种封建文化情结。无论如何，关于王国维欣然就任南书房行走一事，在那个时代实在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人们似乎不应该以今天的标准和眼光予以挑剔。
王国维是何时接到溥仪“谕旨”的，手边没有资料可以确证，但可以得知罗振玉是在溥仪“降诏”的第二天，便急忙写信告诉王国维并催促他尽快北上就职了。在这封信中，罗振玉不仅简单地介绍了杨钟羲、景方แ昶和温肃等三人的有关情况，还兴奋地写道：“此四君子皆一时之选，比年来第一快事。幸早日北来，以付同志之望，此不仅为公贺者也。月俸亦不薄，足供旅๓用。”而这时，王国维因为ฦ岳母潘太夫人于同年4月1้0日病故，正在家乡海宁办理丧礼事宜，等到他返回上海时竟收到了罗振玉多达五六封催促北上的信件。不仅如此，罗振玉似乎比王国维对“行走”南书房一事还要上心，因为他早早地就为王国维治好了两方印章，一方แ是姓为阳文名为阴文之印，另一方则是“文学侍从”之ใ印。在这里，如果将罗振玉如此热衷王国维就任南书房行走一事，与先前他将王国维引荐给升允相联系起来考虑的话，却给人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那ว就是升允最初ม为什么没有举ะ荐罗振玉而是王国维“著在南书房行走”呢？当然，后来罗振玉终于和王国维一样“行走”在南书房，但其间毕竟生了诸多变化。这是后话。
在罗振玉“一日三电”的催促下，王国维终于在溥仪降下“谕旨”40天后从上海起程了。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而有趣的事。试想，中国古代不仅有“朝奉诏夕至死矣”的严格“法律规定”，而且王国维在“接诏”之ใ初也曾表现得极为兴奋和激动，而如今他却为何迟迟不“奉诏”进京呢？如果按照王国维回复罗振玉信中的说法是因为有诸多私事要处理的话，那面对“谕旨ຈ”王国维岂能如罗振玉所说“私意未敢谓然”？而如果不是因为诸多私事羁绊的话，那么王国维又为何一再拖延“奉诏”进京的时间呢？如果这是一部ຖ《王国维评传》的话，笔者也许会单独列出一章予以重点解析，而在此只能提出并留下这一悬疑ທ了，因为等待王国维进京的还有诸多烦心事呢。
民国十二年公元19๗23年5๓月25日，王国维与男仆冯友两人乘坐“新铭”号轮船由水路起程，经过三天海上航行后于日到เ达天津港。王国维到เ达天津后，住在亲家罗振玉于法租界乐嘉里新建的别墅内，随后由罗振玉陪同拜谢了举荐他进入小朝廷南书房的两位“恩人”，这也是罗振玉在此前信中所提醒的。例如，罗振玉在5月10日催促王国维北上进京的信中写道：“此次南斋添人之举，出于素相及奉新之疏，谓两ä人所期者甚富。过津时须ี谒二公，可接洽一切。弟可陪往。”在这里，虽然限于手边资料还未查知“奉新”是何许人也，但很显然是这位“奉新”和“素相”升允两人举荐了王国维。于是，王国维在天津拜谒这两位“恩人”之ใ后，于5月31日抵达北京，并暂住在满清小朝廷“内务府总管”金梁的寓所内。四天后，王国维穿戴好从好友蒋汝藻处借来的朝服，进入紫禁城“晋见”逊帝溥仪，从此开始了他“行走”南书房的短暂岁月。
王国维自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6月就任“南书房行走”到民国十三年公元192๐4年11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前后不过一年半的时间，而每六天入值一次南书房后并没有什么事务，真正成为一名“行走”者而已๐。不过，王国维在这期间除了学问上事之ใ外，还是有几件事情应该记述的。
一、逊帝溥仪“降旨”为王国维“定级”“加恩”。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6月4๒日，王国维次“晋见”逊帝溥仪正式就任“南书房行走”后，溥仪又于同年7月14日“降旨”王国维“著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据陈瑞云女士在《清帝列传·宣统帝》中记述，当时充任溥仪师傅的俸禄中单是养廉银最少也有600两之多。而作为“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这时至少也不该低于40่0两，这样的月薪很显然属于待遇非常优厚的高薪阶层。既然经济条件有了极大的改观，王国维不仅于同年9月1้8日将眷属从浙江海宁老家接到了北京，租住在位于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的一处宽敞四合院内，而且因为六天才当值一次而得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用于经常访求家藏珍本善籍奇书的老友新朋上，这不仅使其学识等方面从而有所增益，而且也对他的学术研究方向有所转变，例如此后他注重于金石学和西北历史地理等领域的研究。
这种有点优游味道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潜心治学的学人王国维有何感受，但这一点也不妨碍逊帝ຓ溥仪对他的“恩宠”。例如，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๒年1月7日，溥仪鉴于王国维等工作卓有成效而再降“谕旨”予以褒ຐ奖：“杨钟羲、景方แ昶、王国维等均著在紫禁城内骑马。”关于溥仪赏给紫禁城内骑马的待遇，王国维很是看重，认为这是满清一朝“特之又特”的高规格恩遇，这从他写给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出：
维于初二日即公元1924年1月7日与杨钟羲、景方昶同拜朝马之ใ赏。此事在康熙间乃时有之，《竹垞集》中有恩赐禁中骑马诗可证也。然此后内廷虽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辛亥以后，此恩稍滥。若以承平时制度言之ใ，在杨、景已为特恩，若维则ท特之又特矣。
王国维在这里提到的《竹垞集》，是指满清康熙年间因博学鸿词而被征为翰林院检讨的朱彝尊的著作，其中有一诗就是记述其被“恩赐禁中骑马”一事的。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于明崇祯三年亦满清天命十三年公元1629๗年出生在浙江秀水今嘉兴，因为擅长于诗词而于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被征入朝，后得恩宠而受赏紫禁城内骑马，其传世著作有《曝书亭集》即《竹垞集》。在朱彝尊的这部ຖ著作中，关于记述其被“恩赐禁中骑马”一事之ใ诗如下：
鱼鑰千门启，楼龙一道通。
趋翔人不易，行步马偏工。
鞭拂宫鸦影，衣香苑柳风。
薄游思贱日，足茧万山中。
王国维在这里之ใ所以提起其同乡朱彝尊的这一恩遇，还因为ฦ他与这位浙江同乡都是由á布衣而得此“恩赐”的，所以实在是“特之又特”了。
二、王国维上“论政学疏”。关于王国维这篇“论政学疏”出炉的背景，虽然完全是由于当时逊帝溥仪在洋老师庄士敦的“教唆”下向往西学而一心想出洋留学所作，但其中ณ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剖析，却体现了王国维对当时中国政治、文化和思想状况的深刻๑认识与理解，堪称是一篇见解深邃而文采飞扬的历史文献，故此全文录下：
奏为ฦ敬陈管见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念臣以疏贱迂拙，蒙皇上知遇，置之ใ侍从之列，糜太官之厚禄，荷前席之殊荣，中夜彷徨，罔知报称。重以时事阽危，灾异又告，正皇上焦思之日，亦臣子效力之ใ时，敬将微臣管见所及有关宗庙大计及圣躬者，不敢缄默，敬为皇上陈之：
臣窃观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然国之ใ老成，民之多数，尚笃守旧ງ说，新旧之ใ争更数十年而未有已。国是淆混，无所适从。臣愚以为：新旧不足论，论事之是非而已。是非之标准安在？曰在利害。利害之ใ标准安在？曰在其大小。新า旧之利害虽未可遽决，然其大概可得言焉。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ใ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工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ไ，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而中国此十二年中，纪纲扫地，争夺相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臣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ำ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ฦ能ม事，是故挟其奇技淫巧ู以示ิ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餍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á贪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中国立说，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人之ใ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全者也。试以最浅显者言之，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然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少数党魁之意乎？民之ใ不能自治，无中外一也，所异者以党魁代君主，且多一贿赂奔走之弊而已矣。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之为政，未有不以均平为务者，然其道不外重农抑末、禁止兼并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ใ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ฦ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แ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ใ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之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á前自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ใ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ท曩之汹汹，又奚为也？臣不敢谓西人之智大率类此，然此其章章者矣。臣观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ม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ใ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ใ。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ใ弊根于方法者二也。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ใ烈与工资之争，皆由á科学而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ใ学术，非徒研究之ใ，又信奉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尤为ฦ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๐憬ä然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以变计矣。皇上潜离未曜，高拱无为，虽在渊默之时，宜端出治之本，国是先定，则圣养有功，此于宗社万世之计、人民亿兆之福，所关甚大。此臣所欲言者一也。
方แ今邦域分崩，人民涂炭，四海之望，属在圣躬。皇上冲龄践阼，以亲贤之调护，师保之教训，其于祖宗之制、圣贤之书，固已๐熟习而饫闻之矣。聪睿之ใ资闻于海内，节俭之德行于宫中，亦既问望焯然矣。顾皇上春秋鼎盛，闲暇多方，欲勤政而无政之可施ๅ，虽忧民而无民之可理，焦劳则无益于事，而有损于圣躬；逸豫则不安于心，而亦亏于至德。皇上典学之余，将何以遣此岁月乎？亦曰：游艺而已。臣窃观我朝列祖列宗，皆博极群书，兼工艺事，宸翰奎章，横被海内。圣祖仁皇帝于历算、律吕、音韵诸学，无不究其精微，以至西域声母、腊丁文字，亦皆贯通，当时钦定诸书，若《数理精蕴》，若《历象考成》，若《律吕正义》，若《音韵阐微》，皆圣祖亲自指授，而修书诸臣若梅瑴成、王兰生辈，实圣祖学养也。高宗纯皇帝御制诗集之富，冠绝百王，于内府所藏金石书画、远人所进方物，无不各有吟咏，或加题跋，赏鉴之精，考证之密，度越千古。原祖宗所以若此者，固非以末艺妨万几之ใ政，亦岂与儒生争一日之ใ长？只以朝野清明，海宇无事，欲心有所寄，身有所立，使惰慢之气无自而生，骄矜之萌无由而作。是故于祖宗之朝，内无声色之好，外无流连之游，小之无高台深池奇丽之观，大之无女子小人煽处之ใ祸，用能享国长久，政治太平。虽今者皇上蒙难艰贞之ใ时，非列朝全盛无事之日，其为闲暇正复相同。臣以为ฦ皇上典学之余，亦宜上法二祖，于文学艺术心之所好者，不妨泛览，或有所专习，此于涵泳圣德、颐养圣躬，均有关系。此臣所欲言者二也。
皇上俯临天下十五年矣。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孝定景皇后以不忍生民争战之故，让政权于民国，然宫禁未移，位号如故，此位号宫禁者，亦祖宗之位号宫禁也。乃近日外报论说有谓皇上脱屣大位、自侪平民，为去危就安之一法者。臣愚以为天下之ใ至危无过于此。夫自辛亥以后，皇室无自卫之ใ力久矣，zheng逼aທn岁遘，屡濒于危，然皆危而复安者，则以天命未改、民心未去、祖宗之功德在人、皇上之福禄正无涯量故也。且民国将帅，孰非大清之臣子？其士卒，孰非皇上之编民？臣愚以为，皇上端居禁中，则ท虽有乱人，决无敢称兵向阕者。何则？以下逼上，则为不顺，以众陵寡，则ท为不祥。列邦之耳目具在，万姓之是非未昧，虽病狂失心，岂敢为此！若如报纸之说，则名分不存、防卫又撤，虽匹夫之力足以为难。尔时欲如平民之ใ自由，不可得矣。至报纸之以出洋游历劝皇上者，亦殊类此。夫民国所以不敢侵入宫禁者，以皇上在内也。如皇上朝出国门，则宫禁旦夕不能保，皇上异日将安归乎？且欧洲激党，中国乱ກ民，何地蔑有？而行幸所至，无周庐设卒之防，无出警入跸之制ๆ，岂皇上不赀之躬所宜冒此？且游历之事，意在增益见闻，而动止不得自如，与今日处宫中何异？报纸之论，乃均未计及此。皇上受祖宗之付托，虑亿兆之ใ安危，有视民如伤之ใ仁，有沉几先物之智，岂不能洞兹利害、察彼是非？臣之鳃鳃，诚为过虑，然可使微臣多此一言，不可使圣虑千有一失。此臣所欲言者三也。
臣职在禁近，本欲伺清燕之间有所陈奏，虑言词謇拙，无以达臣区区之意，故敢具摺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不过，王国维这篇体现其赤诚“忠君”之心的“论政学疏”，当时由于其仅仅是“内廷”五品文学侍从的身份，并没能及时上奏到逊帝溥仪的“御案”前，直到后来升允在秘密呈送溥仪的上奏中ณ提及此上疏时，才应溥仪之ใ“索观”而得以“御览”，但究竟溥仪对这篇“上疏”是何态度，在文献中则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几乎所有的王国维研究者都认为这篇“论政学疏”的出炉与罗振玉关系密切，而这也正是由á于两人在政治立场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关系渐渐产生裂隙的根本原因。
三、王国维与罗振玉这对亲家在思想观点上渐生分歧，为后来爆的“罗王之裂ฐ”之端倪。如果把王国维“行走”南书房当作是罗振玉和升允等人图谋复辟邀宠而刻意安排的一颗棋子的话，也许有许多人在心里表示认同但表面上则ท不愿说得这么เ难听，但这并不妨碍事实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当然更不是王国维自己้的过错。由此，我们不妨替视人格尊严和学术自由为生命的王国维想一想，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搀杂其中，导致他们关系最终走向决裂则是必然之ใ事，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在“行走”南书房期间，表露出王国维与罗振玉之ใ间产生分歧的，应该是有两ä件事值得一说。
一是王国维“进呈”《观堂集林》时，罗振玉希望他一并代呈其《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和《殷虚书契考释》等，王国维因为不愿陷入罗振玉与郑孝胥等其他遗老之ใ间的纷争中而婉言推拒。关于《观堂集林》这部被郭沫若誉为ฦ“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建筑起来的“一座崔巍的楼阁”式的著作，是王国维自己้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选编的一部文集。在这部文集中，王国维将其体例分为“艺林”、“史林”和“缀林”三个部类，收录其自民国元年公元1้912๐年到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近10年间的主要著述，堪称是王国维学术研究成果中的精华。至于王国维这部文集因何取名为《观堂集林》，或者说他“观堂”之号的由á来，这完全可以从他写给罗振玉的信中找到答案，因为他在请罗振玉为这部ຖ文集题写书名时说：“公如作书时，祈为书‘永观堂’三字小额，以后拟自号‘观堂’。”这就是王国维“观堂”之号的由来。煌煌多达2๐0卷的《观堂集林》，不仅文稿由王国维亲自精审编选，其编排体例也是极为严谨的，全书印行完全由密韵楼主ว人蒋汝藻出资，时间跨越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春夏至民国十二年公元1้92๐3年12月近三年之ใ久，由á此可见这实在是一项宏大的出版工程。在这部文集前有两篇序言，分别由罗振玉和蒋汝藻两人署名，而事实上均是王国维自己的手笔。以蒋汝藻名义所写的序言中，王国维不仅主ว要说明了《观堂集林》成书之经过，还提出了后来明确概括为“二重证据法”之治学方法，其言语同样透露出王国维的不自谦：
君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所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君所得之ใ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ใ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理董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精，其识甚锐，故能ม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伙也。
而在以罗振玉名义所写的序言中ณ，王国维既追述了他与罗振玉多年之间的友情，又主要概述了他自己้的治学历程：
丁巳公元1917年，君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แ法缜密，极考据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ๆ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ฦ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ใ贯串者。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ใ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君尝谓：今之ใ学者于古人之ใ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ใ根据。呜呼！味君此言，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学问变化之故矣。君今年四十有七，百里之涂ิ行尚未半。自兹以往，固将揖伏生、申公而与之同游，非徒比肩程、吴而已。
既然王国维对《观堂集林》如此看重和自赏，所以当他刚到南书房“行走”不久ื，就打算将正在上海装订的这部文集作为见面礼“进呈”给“皇上”溥仪，并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亲家罗振玉。不料，当罗振玉得知亲家王国维有向溥仪“进呈”这一特别ี礼物时，他也将自己关于甲骨文方面的著述选出几部专程邮ุ寄到北京，请王国维帮助找一家好书店用黄绫包装后一并“进呈”。对于罗振玉的这一要求，知晓罗振玉与小朝廷内一些遗老有矛盾的王国维感到很为ฦ难，于是为了避免自己卷入其中纷争而告知说“数月以后”再办理此事。对于王国维的这一“托词”，脾气急躁的罗振玉不仅写信表示不必代呈其著述，而且还“请”将其著述让别人捎回天津。
二是罗振玉让王国维代奏其“上疏”时，王国维以同样缘由予以婉拒。王国维既然是罗振玉和升允安排进溥仪小朝廷的“棋子”，他们自然希望王国维始终与他们站在同一战壕中，不仅要起到“眼线”作用经常汇报宫廷内部动向，而且还要联手对付与他们“政见”不同的遗老，比如主要对手郑孝胥。出生于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的郑孝胥，字太夷，号苏戡、苏盦、海藏，福建闽侯人，以举ะ人身份长期在满清政府驻日本使馆任职，对日本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这也是他后来千方百计“裹胁”溥仪潜逃东北投靠日本政府成立伪“满洲国”的根源。后来，郑孝胥回国担任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和湖南布政使等职务，辛亥革命后与罗振玉等人一样以遗老自居，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7๕月进入溥仪小朝廷，并以其夸夸其谈的口才和着力整顿“内务府”而大获溥仪“恩宠”。郑孝胥以“新进”而成为紫禁城内的红人，这使遗老资格很深的升允和罗振玉极为不满，遂准备设法向溥仪对他进行“弹劾”。于是，一次当王国维前往天津看望亲家罗振玉时，升允与罗振玉便和王国维谈起希望他们三人联名“弹劾”郑孝胥的计划ฐ。而当王国维回到北京后，他却从溥仪的岳父荣源口中得知其关于升允与罗振玉“结党营私”的不良议论，于是王国维便劝阻罗振玉和升允联名“上奏”，而建议改“上奏”为信函的方式。不过，王国维这一本是为ฦ亲家着想的建议，却引起罗振玉的强烈不满，遂写信表示他不会放弃“弹劾”郑孝胥的“上奏”计划ฐ，但也不会强迫王国维参与联名。很显然，罗振玉信中ณ所说即表示他们与郑孝胥之ใ间虽是不可调和的斗争，但不会连累你这位“南书房行走”王国维的。由此可见，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也就此已经产生了难以调和的裂隙。
四、跟随“铁杆”遗老“护驾”溥仪出宫。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10่月23日，直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北京宣布脱离北洋政府，转身投向孙中ณ山所领导的南方革命党，并动了著名的“北京zheng逼an”。随后，冯玉祥将矛头直指逊帝溥仪“盘踞”的皇宫紫禁城，派遣京师卫戍部ຖ队司令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璧两人具体执行割除民国政府“肿瘤”——溥仪小朝廷的任务。同年11้月5日，鹿钟麟和张璧两ä人带领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紫禁城，宣布新的“清室优待条件”，其中除了永远废除其皇帝尊号外，还告知溥仪人等在限定时间内迅撤出紫禁城。面对这种“从未有过之奇变”，溥仪人等惊慌失措，不得不在士兵的监督下乘坐当局的五辆汽车撤出紫禁城，当时王国维等人也夹杂车驾之中。关于王国维扈从溥仪出宫时的情景，他在后来写给日本友人狩野直喜的信中这样记述道：
皇室奇变，辱赐慰问，不胜感激。一月以来，日在惊涛骇浪间，十月九日即公历11月5日之ใ变，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比至潜邸，守以兵卒。近段即段祺瑞、张即张作霖入都，始行撤去，而革命大憝指孙中山行且入都，冯氏军队尚居禁御，之祸，旦ຆ夕不测。幸车驾已于前日指11月2๐9日安抵贵国公使馆，蒙芳泽公使特遇殊等，保卫周密，臣工忧危，始得喘息。
溥仪等人潜往日本驻华使馆之ใ后，王国维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๐4年12月3๑日在该使馆内再次“上疏ຕ”溥仪说：
窃自“狂贼”指冯玉祥军队犯顺，乘舆劫迁，狼子野心，旦ຆ夕不测。……今幸上天垂佑，皇上得安抵日使馆。日使处以正寝，礼绝国宾，非徒以皇上往日之余尊，亦视为中国将来之共主ว，凡在臣僚，孰不庆幸？……臣伏愿皇上入境问俗，入国问禁，起居言笑慎之又慎。至驻跸之期，尚需时日，环堵之室，颇苦回旋๙。皇上每日须读书一二小时以颐养心神，运动三四刻以操练身体。又仆御之数，惟在足供使令；引对之臣，亦须选择贤否。凡诸举措，皆系观瞻，务令外人知帝王之自有真，天人之有攸属，则天下幸甚！前日车驾抵日馆后，陈宝琛对臣等诵《檀弓》之言曰：“亡国恒予斯ั，得国恒予斯。”味此十字，实为名言，愿皇上一日三复之。又皇上出潜邸่时，未及携带书籍，臣谨呈《后汉书》及唐陆贽《奏议》各一部ຖ，用备御览。
关于王国维的这一“上疏”，我们至今也不太清楚溥仪是如何“御批”的。不过，此后不久当溥仪等人潜往天津谋求复辟时，王国维则抽身而出结束了他的“行走”南书房之ใ职，应清华学校之聘入住清华园，从而度过了他一生中ณ最为稳定舒适的短暂生涯。
第二十四章
清华岁月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2๐月，王国维正式接受清华学校之ใ聘，担任该校正在筹建的国学研究所导师。两个月后，王国维携全家又从城内迁居西郊清华园，就此开始了他短暂的清华岁月。
关于王国维如何应聘清华学校一事，至今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遵照ั逊帝溥仪“谕旨”应聘，二是胡适鼎力举ะ荐促成，三是因吴宓恭请而就任，四是综合以上三说。关于王国维是奉溥仪之“诏”应聘清华一说，袁英光和刘寅生两先生在《王国维年谱长编》中ณ说：“胡适之前去敦请王国维时，先生婉谢之。胡适之乃ี去托溥仪请其代为ฦ劝驾，溥仪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王国维不好再谢绝，就答应了，所以先生到清华任教是奉诏去的。”这一说法，似乎ๆ是节录蓝文徵先生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始末》中的一段内容：
曹校长即曹云祥请胡氏即胡适主持研究院一切，胡氏辞以学问名望皆不足以领导群伦，乃推荐数位海内大师——梁任公、陈援庵、罗叔言、王静安四人也有说是梁启、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的，曹校长皆同意，并敦请胡先生代为礼聘，胡先生往请静安先生，先生婉谢之。胡先生大感失望，乃去托溥仪请其代为劝驾，溥仪答应了，胡先生请他写封信给静安，溥仪在天津关起门来做皇帝，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静安先生至是不好再谢绝，就答应，所以静安先生到清华任教是奉诏去的。
关于这一说法，世人虽然因为没有得见确凿史料é而多不采信，但并不否认胡适在其中所起到เ的重要作用，这就引出了关于王国维应聘清华学校的第二种说法。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秋天，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亲自前往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的寓所聘请，被王国维婉言谢绝，于是曹云祥便找到他留学美国时的同学胡适帮忙。这时，胡适因为与王国维同对《水经注》有研究等学术原因已经结为好友，再兼其曾经历过北京大学当初ม聘请王国维及日前决裂ฐ之经验和教训，他没有贸然亲自登门邀请，而是明智地先致信王国维予以说明：“清华学校曹君即曹云祥已将聘约送来，今特转呈，以供参考。约中所谓‘授课拾时’，系指谈话式的研究，不必是讲演考试式的上课。”对于胡适的出面邀请，王国维没有像对待曹云祥那样婉言谢绝，但他表示需要“一星期考虑”的时间。既然王国维没有拒绝并表示可以“考虑”，行事精细的胡适随后又致信王国维，再次表明如果应聘清华学校的话，他在时间和行动上都是独立而自由的，且信中话语处处体现出其对王国维以学术研究为生命理念的理解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