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一所“大学”及其主持者，王国维有些后悔自己当初的贸然应聘，写信向罗振玉表示说自己้与“此等人殆难共处”，“看来，此局久则三个月，则敷衍至月杪”。对此，罗振玉则写信规劝王国维不要与哈同花园方面闹僵，并列举樊炳清等人为ฦ了生活不得不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而没有时间治学等状况，同时联系自己多年来处理治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实际经验，希望王国维能ม够利用这一机会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
既ຂ然如此，王国维又与介绍人邹安经过多次协商后，终于正式进入哈同花园。不过，王国维在经一番斟酌后并采纳了邹安之计，与学校订立了三条“君子协定”：一、拒绝担任仓圣明智大学教务长；二、不到哈同花园内居住和办公；三、由他全权负责筹办《学术丛编》，学校不得干涉其刊登内容。随后，仓圣明智大学一次性就创น办了三份杂志：一是王国维任主编的《学术丛编》，主要刊登经史小学方面的论述；二是邹安主ว编的《艺术丛编》，主要表金石与甲骨文方面的著述；三是况夔笙主ว编的《仓圣大学杂志》，主ว要登载罗诗俪穗和姬ภ觉弥等人在教育及宗教方แ面的主张。对于这样一种结果，王国维很高兴地将情况向罗振玉进行了通报，并认为因为自己回国而停办的《国学丛刊》是“虽停而不停了”。确实，《学术丛编》虽由哈同花园方面出资创办，但表著述的决定权则ท由王国维一人掌握，这比在日本时由á罗振玉到处筹资支撑《国学丛刊â》更为便利。于是，罗振玉后来撰写的一些著述都是通过《学术丛编》表的，诸如《仓颉篇残简考释》、《唐折冲府考补》、《殷墟书契后编》、《殷墟古器物图录》、《殷文存》、《金泥石屑》、《古器物范图》和《古明器图录》等等。至于王国维的学术著述，据统计在其主笔《学术丛编》四年间，该杂志共出版行24期表著述52种，而王国维一人就有24种著述刊登其上，数量几乎达到เ一半。由此可见，《学术丛编》成为王国维和罗振玉在几年间表著述的主ว要阵地，而王国维也成为ฦ《学术丛编》名副其实的“主笔”。当然，也正是因为有了王国维和罗振玉这样的大学者频频“赐稿”，才使《学术丛编》杂志名扬海ร内外，这让哈同夫妇和姬觉弥等人也赢得了他们极为看重的隆盛名誉。
《古剧脚色考》，是王国维对唐宋以来中ณ国古典戏曲中角色的渊源及其变化展所进行的一次深入考证。在这篇著述中ณ，王国维可谓是旁征博引，融贯中西，不仅对戏曲中各种角色的名称、源流、展和变化进行严谨审慎的考证，而且对这些角色在剧中的作用及其如何挥展示作用都做了科学的分析，特别是他借用西方心理学和生理学中的观点来观照中ณ国古老戏曲的这一做法，堪称是站在了世界ศ文化前沿且带有中国特色的一次学术考证行动，在当时具有无人能及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为了使读者能够领ๆ略到王国维这次非同寻常学术考证行动的魅力，愿意引录该论述第一段如下：
在这里，王国维通过考释以往三种对戏剧ຕ中角色或错误或偏颇็或缺失之说，阐明自己之ใ所以要对“唐宋迄今剧中ณ之脚色”进行考释的原因，并把这次考释作为“他日之研究”的资料准备。确实，王国维在这里不仅考释角色渊源展，而且通过对角色的考释进一步推释中国古典戏剧的展脉络，这为他随后撰写《宋元戏曲考》再一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之社ุ会，则ท正义之思想之缺乏็，实有可惊者，岂独平民而已，即素า号开通之绅士，竟侗然不知正义之为何物！往者，某府有设中学校者，其地邻佛寺，遂以官力兼并而有之。僧狼狈迁他所，曰：“嘻！此盗所不为也。”原此寺之建，未必不由社ุ会之物力；然僧侣之居处之经营之者，且数百年，则其为个人之财产，固已久矣已。乃ี不顾一切，以强力夺弱者之所有而有之，并使之无所控告，则自僧侣言之，谓之烈于盗贼，诚非过也。设更有强有力者，出夺该校而有之，则创设该校者之感情，又当何如？使生徒入如此之讲室，居如此之寄宿舍，而欲涵养其正义之德性，岂非却行而求前，南辕而北其辙哉！夫以佛寺与学校较，则似学校有用而佛寺无用矣；然以建一校而摇社会之根柢，则其孰得孰失，孰利ำ孰害，宁待知者而决哉！
那么，王国维当初为ฦ什么会舍弃京师大学堂之ใ聘而就任地处偏僻的通州ะ师范学堂之ใ职呢？关于王国维的这一选择，大约有三个原因：一是江苏通州ะ师范学堂距离浙江海宁较近，便于王国维照料家小；二是据担任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助手的赵万里所整理的《王国维年谱》中记述，王国维之所以就任通州师范学堂一职，是因为ฦ罗振玉应两广总督岑春煊邀请在前往广东途中，经过南通时与正在创น办该校的张謇相见而举荐之ใ故；三是王国维感佩状元张謇竟能够放弃虚名并冲破重重阻力自筹资金办学这一“壮举”而应聘。如此，我们在这里就不能ม不对张謇予以介绍。
众所周知，王国维一生不仅没能通过科举入仕，也不是现今所说的科班出身，但他却成为世人景仰的一代国学大师。究其原因，不能不提及他与众不同的独学历程和笃学精神，而要明晰王国维的独学历程和笃学精神，又必须从他自然天成或自幼养成的独学方法和治学情趣开始讲起。当然，说王国维特别ี的独学方法是自然天成，也许有点故弄玄虚的感觉，可至今我们也不能明了他从自幼不喜欢《十三经注疏》等正统国学经典，到后来对艰深国学产生盎然兴致并保持终身不减的根源所在。如此，下面只好就王国维最初的读书兴趣和治学方向作一介绍，以便读者或王国维研究者从中能得到เ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说“前四史”与“时文绳墨”不搭界，仅举一例以说明。前四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四部书，“时文绳墨”自然是前文解说过的“八股文”之类，两者之ใ间很显然不属于同类文体。比如说《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史记》，是西汉太史令司马迁费时数年所编撰，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1้30篇，即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该书记载了自黄帝ຓ至汉武帝时期共约三千年的中华历史。该书取材颇富，作者曾广泛查阅并实地调查了大量史料和史事，而且文笔优美生动，结构严谨，被奉为封建时代历史著作的典范，在中ณ国史学和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作者所开创น的纪传体例，成为历代著作正史者所必须ี遵循和取法的一种写法。这种文体自然与“八股文”相去甚远，与王国维等年轻人的阅读兴趣则极为ฦ契合。
另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李伟国先生在《敦煌话语》一书中所说：“如要说最早在刊物上表敦煌学论文的学者，可能是刘师培。刘氏江苏仪征人，191้1年在《国粹学报》第七卷1∽8期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19篇，所据也是伯希和所得敦煌写卷。”好在李伟国先生在这里用了“可能”两个字，否则则要埋没罗振玉最早在刊物上公开表相关文章的头筹了。因为早在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罗振玉就撰写了《莫高石室秘录》疑ທ是《鸣沙山石室密录》一文，并于当年表在《东方杂志》第六卷1้1้和12期上，虽然这不是纯粹的学术著述，但其中考订色彩并不比刘师培那《敦煌ä新出唐写本提要》等19篇论文逊色。
不过，在《敦煌话语》一书中接着李伟国先生话语的，还有赵和平先生对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中的评说：“早期研究敦煌学最有成就的除了上述叶、罗、刘三位外，还有大学者王国维，他在敦煌学研究方แ面的成就可以说还在上述三位之上。”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赵和平先生为何只提出“叶、罗、刘”三位中国学者而忽视日本学者藤田剑峰，单是说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方แ面的成就在这三位之上一语，这个ฐ评价倒也是客观公正的。那ว么，王国维在敦煌学方面到เ底有何研究成果，他对于敦煌学轫又有何贡献呢？
在解析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领域内的卓越成果之前，笔者想先引录王国维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๗25年暑假时应清华大学学生会邀请所作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见之学问》的公开演讲中ณ的一段话。在这一讲演中，王国维将“最近二三十年中ณ中国新见之ใ学问”归纳为“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ä千佛洞之ใ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和“中ณ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这五个方面。其中ณ，关于“敦煌遗书”王国维这样说道：
汉晋牍简，斯氏斯坦因均由á人工掘得之ใ，然同时又有无尽之宝藏于无意中出世，而为斯氏及法国伯希和教授携去大半者，则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书之卷子本是也。千佛洞本为佛寺，今为道士所居。当光绪中ณ叶，道观壁坏，始见古代藏书之窟室。其中书籍居大半，而画ฑ幅及佛家所用幡幢等亦杂其中。余见浭阳端氏端方แ所藏敦煌出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乃光绪己้亥所得。又，乌程蒋氏蒋汝藻所藏沙洲曹氏二画像，乃光绪甲辰以前叶鞠裳๙学使昌炽视学甘肃时所收。
在这里，王国维提到自己从“浭ณ阳端氏”和“乌程蒋氏”两人处见到เ了从敦煌流散出来的一些散件，虽然他没有说明他是何时得见这些散件的，但“浭阳端氏”端方所藏的“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ฑ观音像”则是“光绪己亥所得”，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这个时间竟比道士王圆箓现“敦煌遗书”的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๗00年还早ຉ，想来这一散件虽不属于“敦煌遗书”，但王国维明确地说明是由“敦煌出”，这就表明王国维关注敦煌出土古物的时间要早ຉ于“敦煌遗书”现之时。另外，“乌程蒋氏蒋汝藻所藏沙洲曹氏二画像”，王国维也明确地说明是在“光绪甲â辰以前”从那位甘肃学政叶昌炽手中所出，光绪甲辰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这个时间也要比“敦煌遗书”被押运到เ北京早的多。由此可知，王国维对“敦煌遗书”的研究并非局限于伯希和所得，这很显然对他撰写敦煌学轫之作有一定的优势。
当然，以王国维独特而深邃的学术视角，他对一门新兴学问的研究向来不同于别人，他总是高屋建瓴、独辟蹊径。例如，在宣统元年公元19๗09年9月当王国维与罗振玉等人一同观看抄录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时，他不仅与罗振玉等人一起积极地校勘和研究这些敦煌写卷，还撰写了《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敦煌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和《唐诸家切韵考》等大量论文，其内容涉及制度史、宗教史、俗文学、西北历史地理和古音韵学等诸多方面，且论述深度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关于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领ๆ域中，将其视角扫射到他所谙熟的历史、地理和音韵学等方面的成就，因为这些内容在甲â骨文研究中多有涉及，在此不赘。下面就王国维在“敦煌遗书”中对俗文学的研究成果例举一二，以窥见其在这一当时及现在人们都不太重视的领域中ณ的突出贡献。
确实，王国维研究“敦煌遗书”实在是与众不同，他没有像那些守旧学者那样只将目光习惯性地盯在参证正史等方面，虽然他也撰写了这方แ面的学术文章且水准要高人一筹，但他还敏锐地捕捉到เ了一些不为人们注意或重视的“边角料é”，并开拓出了敦煌学中ณ一个ฐ崭新而有趣的学术研究方向。例如，王国维撰写的第一篇敦煌学文章——《唐写本跋》。在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因为ฦ王国维在观看、抄录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之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内，即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1月他就将斯坦因撰写的《中亚西亚探险谈》又名《流沙访古记》翻译成中ณ文，但这毕竟不是王国维的第一篇敦煌学论文，所以他自己้记于“辛亥六月”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7月撰写的《唐写本跋》一文，当属王国维正式开始敦煌学研究之作。那么，《太公家教》是怎样一部书，王国维又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自己敦煌ä学研究轫之作呢？
在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第1้7卷第8号的《东方แ杂志》上，王国维撰有《敦煌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一文。其中，王国维引录有关于《太公家教》一书作者概况及成书原因的一段原话：
□□□□代长值危时，望亡之讹乡失土，波迸流离。只欲隐山居住，不能忍冻受饥；只欲扬名后代，复无宴婴之机。才轻德薄，不堪人师，徒消人食，浪费人衣。随缘信业，且逐时之ใ随。辄以讨其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为书一卷，助幼童儿。
由此可知，《太公家教》应该是由落魄老书生编撰的一部教育儿童的启蒙读物，相当于《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琼林》等。对此，王国维根据书中“多用俗语，而文极芜杂无次序”的情况，遂考证说：《太公家教》一书“盖唐时乡学究之所作也。”不过，即便是“唐时乡学究之所作”，王国维也没有轻视《太公家教》，而是认为该“书全用韵语，多集当时俗谚格言，有至今尚在人口者”，即承认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在当前的研究价值。于是，王国维“辄举ะ其要者”引录了一些，我们不妨也来看一看：
得人一牛，还人一马，往而不来，非成礼也。知恩报恩，风流儒雅。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日为君，终身为主。
他篱莫越，他事莫知，他贫莫笑，他病莫欺，他财莫取，他色莫侵，他彊莫触，他弱莫欺，他弓莫挽，他马莫骑；弓折马死，偿他无疑。
罹网之ใ鸟，悔不高飞；吞钩之鱼，悔不忍饥。
男年长大，莫听好酒；女年长大，莫听游走。
含血噀人，先污其口；十言九中ณ，不语者胜。
款客不贫，古今实语。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凡人不可貌相，海ร水不可斗量。
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之珠。积财千万，不如明解一经；良田千顷ั，不如薄艺随躯。
香饵之下，必有悬钩之鱼；重赏之家，必有勇夫。
而正是因为《太公家教》无论是在文体方面还是文学成就上都“决不能与唐人他种文学比矣”等原因，王国维则独具慧眼地将其挑拣出来加以考释，这就好比后来诸多学术大师极为重视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一样，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卓而不凡的学术眼光和勇气。
在《敦煌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一文中，王国维还列举ะ了《秦妇吟》、《季布歌》、《董永传》、《春秋后语》其中三阕词、《凤归云》云谣集杂曲子和全用俗语撰写的唐人《太宗入冥》等等俗文学。其中ณ，王国维对于失传多年的《秦妇吟》进行了重点考释，且取得诸多“第一”的成就。
关于《秦妇吟》，王国维在《敦煌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一文的开头便这样写道：
敦煌唐写本书籍，为英国斯坦因博士携归伦敦者，有韦庄《秦妇吟》一卷，前后残阕，尚近千字。此诗，韦庄《浣花集》十卷中ณ不载，唐写本亦无书题及撰人姓名。然孙光宪《北琐言》，谓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阕，著《秦妇吟》一篇，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今敦煌残卷中有此二句，其为韦诗审矣。诗为长庆体，叙述黄巢“焚掠”，借陷“贼”妇人之口述之，语极沈痛详尽，其词复明浅易解，故当时人人喜诵之，至制为障子。《北琐言》谓庄贵后讳此诗为己作，至撰家戒，不许垂《秦妇吟》障子，则其风行一时可知矣。
在这里，王国维告知人们的信息实在是太丰富了，大略梳理有以下几个方แ面：
一、王国维是从英国斯坦因携归伦敦的“敦煌ä遗书”中现了《秦妇吟》残卷。其实，王国维一生从未到过英国伦敦，他现《秦妇吟》残卷纯粹属于偶然。原来，王国维的日本友人狩野直喜为了研究“敦煌遗书”，于民国元年公元19๗12๐年专程前往英国伦敦拜访斯ั坦因，并抄录和拍摄了其携带回英国的“敦煌遗书”卷本。同年，流寓日本的王国维从狩野直喜处现了《秦妇吟》残卷，即便当时“此诗前后残缺，无篇题及撰人姓名”，但学识渊博的王国维竟通过其中“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两ä句诗，并参照北宋孙光宪所著《北琐言》考证出《秦妇吟》的作者，以及作者创作这诗时的社会现状及时代背景。
二、《秦妇吟》的作者是韦庄，这是王国维告知人们的第二点信息。韦庄，字端己，长安杜陵人，唐昭宗时进士，曾是节度使王建的幕僚，为ฦ其掌管书记一职。唐朝灭亡后，王建建立前蜀政权并称帝，而韦庄则ท成为其门下侍郎同平章之事。不过，韦庄留名史书并不是缘于他仕途显赫，而是因其诗词之盛名，特别是他的《花间集》更为人们所熟知。确实，诗词风格类似于白居易的韦庄，特别擅长于长庆体，这也是王国维比较擅长的，所以他的诗词虽然语句平易通晓，但是意境则ท较为深远壮阔，寓意也很深邃宏大，例如为他生前赢得盛名却也为他极为避讳的《秦妇吟》长诗。
三、韦庄是有感于黄巢ิ起义军攻陷唐朝都城长安而创作《秦妇吟》。原来，年轻的韦庄前往长安参加科举ะ考试时，恰逢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他目睹长安城内一片狼籍的混乱ກ状况，遂假借一位陷入起义แ军中的秦姓妇女之口记述了当时的情况。该诗记述详尽而生动，语句通晓而顺畅，在当时就极为流行，许多人都把它抄写在绢子上作为友人之间赠送的礼物即当时称之为“障子”。为此，韦庄一度有“秦妇吟秀才”之美誉。不过，后来身居显赫官位的韦庄，因为当时一些极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及为自身名誉考虑，对《秦妇吟》一诗极为避讳，并在家训中要求后世子孙坚决不能“垂”《秦妇吟》的“障子”。这就是《秦妇吟》失传的根本原因。
对于这样一在当时就为人们所传诵而作者则竭力避讳的好诗，王国维不仅在《敦煌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一文的开头就予以重点提出，而且还引录了当时前后都缺少的这《秦妇吟》残诗。在引录之后，王国维接着还这样写道：
此诗前后皆阕，尚存九百六十余字，当为晚唐诗中最长者。又才气俊，自非才人不能作，惟语取易解，有类俳优，故其弟蔼编《浣花集》时，不以入集。不谓千百年后，乃于荒徼中ณ见之。当时敦煌写有数本，此藏於英伦者如此。巴黎国民图书馆书目有“《秦妇吟》一卷，由补阕韦庄撰”，既有书名及撰人姓名，当较此为完好，他日当访求之也。
在这里，王国维不仅肯定了《秦妇吟》的艺术价值，而且还补充说明韦庄的弟弟韦蔼在编辑《浣花集》时也没有收录此诗的情况。同时，王国维在文中又点明了自己看到เ的《秦妇吟》是藏于伦敦的卷本，并希望有机会到เ法国巴๒黎访求藏在该国民图书馆中ณ比较完好的《秦妇吟》卷本，以便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其实，王国维既是第一个在“敦煌ä遗书”中现《秦妇吟》长诗的人，又是第一个在刊â物上向世人披露《秦妇吟》残诗的人，更是“我国人正式校勘之ใ始”。当然，作为第一位校勘《秦妇吟》长诗的学者，以王国维的学术底蕴而言，其校勘水准非一般学者所能比，这不仅表现在王国维先后为《秦妇吟》撰写的四篇相关研究文章，还在于他的研究决不局限于诗歌本身的艺术水准，而是透过这长诗来分析作者的心理与情感，以及考察当时时代的变化历程与社会状况。所以，《秦妇吟》一诗一经王国维校勘研究之ใ后，又有诸多专家学者投身其中，其中不乏像陈寅恪、俞平伯、冯友兰、鲁迅、郭沫若、郑振铎和叶圣陶这样的大学问家。如此看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就一诗歌而引起诸多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恐怕除了像《离骚》和《长恨歌》这样的大作外，还没有一诗或一篇文章能像《秦妇吟》这样在学界引起如此之重视与轰动。
与王国维率先考证、校勘和研究《秦妇吟》长诗而引起后世学者极其关注有相似之趣的，除了前面已经解析过的“罗王之学”甲骨文之外，还有就是关于“敦煌遗书”的研究了。而关于“敦煌遗书”的研究，除了上面介绍的俗文学之外，王国维还对汉朝的文书程式、烽燧制度、边疆官吏的官秩和唐朝的官职制度极其演变、唐朝时敦煌地区统治者的家族情况，以及中国古代重要文书典籍和古音韵学等方面，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甚至是弥补订正了史书中ณ的一些缺失和舛误，而这些研究都是在哈同花园时期进行的。据初步统计，王国维先后撰写有关“敦煌遗书”的研究论述近4๒0篇，他对自己的这些研究成果也表示满意，这从他于民国八年公元191้9๗年秋天写的《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绝句》中可以感知：
一
吏黠民冥自古然，牛毛法令弄犹便。
千秋仁政君知否？不课丁男只课田。
唐沙洲敦煌县大历四年户籍
二
女主新符出阿师，寻寻遗法付阇黎。
《大云》两译分明在，莫认牟尼作末尼。
《大云经疏》
三
虚声乐府擅缤纷，妙语新安迥出群。
茂倩漫收双绝句，教坊原有《凤归声》。
《云谣集》杂曲子
四
劫后衣冠感慨深，新词字字动人心。
贵家障子僧家壁，写遍韦郎《秦妇吟》。
韦庄《秦妇吟》
五
圣德圣功古所难，千秋郅治想贞观。
不知六月庚申事，里如何对判ศ官。
《太宗入冥》
六
赐姓当年遍属蕃，圣天译语有根源。
大金玉国天公主，莫作唐家支派论。
于阗国天公主李氏施ๅ画地藏菩萨像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á相信王国维是已经成为世界ศ显学——敦煌学的轫者之一。
第二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