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两年后，郑振铎和王国维的门人赵万里便在浙江“天一阁”现了《录鬼簿》的真正“第一善本”，因为这一抄本是明朝正德年间公元1้505年—公元1521年之人根据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๐2年贾仲明抄补的《录鬼簿》进行重新抄录的一个ฐ版本，而王国维所借到的《录鬼簿》那ว三种抄本，则ท又是后人根据“正德本”再次删改的抄录本，其中“楝亭本”和尤贞起抄本删改的最为严重。所以，当赵万里现“正德本”《录鬼簿》时，他出了“恨不得起先生于九泉以告之”的慨叹。是的，王国维因为ฦ早逝而未能得见《录鬼簿》真正的“第一善本”，确实是一件令人扼腕之憾事。不过，这就好比是书法艺术中讲究的“飞白”，同样给人们别样的一种欣赏空间。何况，王国维“脱屉名利”先后三次校注《录鬼簿》的功绩，不仅为他随后撰写《宋元戏曲考》奠定了极为ฦ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治学者树立了真正学者应有的典范榜ึ样。
戏剧脚๐色之名，自宋元迄今，约分四色，曰：生、旦、净、丑，人人之所知也。然其命名之义，则说各不同。胡应麟曰：凡传奇以戏文为称也，亡往而非戏也。故其事欲谬悠而无根也，其名欲颠倒而亡实也，反是而欲求其当焉，非戏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妇宜夜而命以旦也，开场始事而命以末也，涂汙不洁而命以净也：凡此，咸以颠倒其名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此一说也。然胡氏前已有为此说者，故祝允明《猥谈》驳之曰：生、净、旦、末等名，有谓反其事而称，又或托之唐庄宗，皆谬云也。此本金元阛阓谈唾，所谓“鹘伶声嗽”，今所谓市语也。生即男子，旦曰妆旦色，净曰净儿，末曰末尼，孤乃ี官人，即其土语，何义理之ใ有？《太和谱》略言之。《续说郛》卷四十六此又一说也。国朝焦循又为之说曰：元曲无生之称，末即生也。今人名刺，或称晚生，或称晚末、眷末，或称眷生，然则生与末为元人之遗。《易余籥录》卷十七此又一说。胡氏颠倒之说，似最可通。然此说可以释明脚色，而不足以释宋元之ใ脚色。元明南戏，始有副末开场之例，元北剧已不然，而末泥之名，则南宋已有之ใ矣。净之傅粉墨，明代则然，元代已不可考；而副靖之ใ名，则北宋已๐有之矣。此皆不可通者也。焦氏释末，理或近之，然末之初，固称末尼。至净、丑二色，又则何说焉？三说之ใ中，自以祝氏为ฦ稍允。但其说至简，无所证明，而《太和正音谱》、《坚瓠集》所举各解又复支离怪诞，不可究诘。今就唐宋迄今剧中之脚色，考其渊源变化，并附以私见，但资他日之研究，不敢视为定论也。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๑年4๒月下旬，王国维应邀来到位于中国南通州与今天北京的通州相对而言三元桥畔的千佛寺，因为这座寺庙已经被张謇改作了师范学堂。对此，王国维一年后曾撰有《寺院与学校》一文表示异议：
王国维之所以对张謇改寺庙为学校这一当时大受新า派人士欢迎的惊世骇俗之ใ举ะ表示谴责，如果我们以世俗之心揣测的话，可能ม与后来罗振玉和张謇相互攻讦有关。这是后话。
出洋留学不成，科举仕途不畅，这时已经成婚的王国维理所当然还要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于是，王国维在辗转几家私塾任教之后，不得不奔赴上海开始他新า的人生征程。虽然自此王国维的青春变得命运多舛，但学术征途却大有收获，逐渐奠定了他成为ฦ一代国学大师的基础。不过，在详细表述王国维前往上海开始他青春多舛的命运之ใ前，实在有必要对他绝意科举转向独学作一番解析。
王国维自幼不喜“时文绳墨”，一味偏好金石文史，这从光绪十八年公元189๗2年他参加府试后自杭州ะ购买“前四史”便可见一斑。对此，王国维后来在《三十自序》中说：“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ใ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ฦ平生读书之始。”按说，王国维这时不仅已经读了近十年的私塾和州学，而且还连续通过了县试、州试和府试前的岁考，是闻名乡里的“海宁四才子”之，怎么能说是他“平生读书之始”呢？对于王国维的这种自述，我们完全有理由á相信他确实不喜欢那些“时文绳墨”，他在私塾或州学所读之书皆是“应试”所逼，并非是他心中真正想读的。而如今，王国维第一次购买书籍竟是与“时文绳墨”不搭界的“前四史”，这无论如何也属于他主动读书之ใ始或者是其读书真正兴趣之ใ所在。
《明堂寝庙通考》完成两月后，王国维又拿出了与其迥异的另一篇著述《布帛通考》，也就是后来定名为《释币》之作。
在这部上下两ä卷本的著述中，王国维以自己的广采博识，通过汉魏以来之历史文献比对出土文献实物，对自汉代至元代的布帛价格进行排比综合，并参照金银价格的涨落，从而对两者之ใ间的关联作出了精审的考释。由此可见，这是一部ຖ通过中国服饰文化来考察古代经济情况的著述。
与《释币》相比，王国维后来撰写了一部饶有趣味的堪称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史的著述——《胡服考》。
在撰写这部著述的过程中，王国维通篇采用大段排比式的史料，可以说是引经据典，考证精密，参阅和引用的典籍数量是极为ฦ庞杂的。在初名《袴褶服考》的这部著述中，王国维不仅明晰了胡服流行于中国的经过，以及历朝历代胡服演变的情况，还对胡服在各个朝代中与其相配使用的各种装ณ饰品，以及服装的质地和颜色等进行考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对胡服的考释中，还就此展开对中ณ国古代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中国北方แ少数民族的历史进行考察，这恐怕不是一般专门学术著述所能巧ู妙涉แ猎的吧。
正如前文所说，王国维的学术转向向来干脆而洒脱，毫无拖泥带水。而如今，在煌ä煌国学这一宏大的研究领ๆ域内，王国维更是辗转腾挪，游弋自如。诸如，在盛行于乾隆嘉庆年间的金石学方面，王国维因为一些原因虽然未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但他的筚路蓝ณ缕之功依然不能抹杀。
据《考古学通论》中ณ介绍，金石作为一门学问诞生于北宋年间，当时因为官府内收集有诸多古代铜器，特别是宋徽宗时代仅官府所藏青铜器就多达六千余件，这促使朝廷官员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互之ใ间购买、交换和研究青铜器及相关古物成为一种时尚。在这个时尚的潮流中，率先明确指出这一时尚所蕴涵深意的，当属这一时期的吕大临。北宋元祐๖七年公元109๗2年，吕大临在撰写《考古图》10卷一书时说：研究古代器物是为了“探其制ๆ作之源，以补经传之ใ阕亡，正诸儒之谬误。”于是，吕大临在将官府和私人收藏的211件青铜器和13件玉器按照朝代顺ิ利进行梳理分列的同时，还将器物的形状、尺寸和收藏者一一列举，并对铭文进行了初步考释。随后，还有王黼皇皇30卷的《宣和博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30卷和欧阳修的《集古录》10่卷等相关著述问世，从而使金石学盛极一时。与宋代相比，元明两朝在这方แ面简直没有什么展，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建树，而到เ了清朝乾隆年间金石学则ท再掀研究gao潮。据史书记载，乾隆时期仅宫廷所收藏的古器物已经达到เ了一个相当惊人的数量，于是雅好金石古玩的乾隆皇帝ຓ便钦命梁诗正为主编，历时数年编撰了多达4๒0卷的《西清古鉴》，其中收录青铜器有1529๗件，并将宫中ณ所藏历代货币录成16卷附录。另外，乾ດ隆皇帝还将内务府所藏诸多古砚，也命人编撰成了24๒卷的《西清砚谱》。在乾隆皇帝如此浓盛雅好的影响下，此后直到เ清朝末年出版相关著述竟然多达数百种，比较重要的如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王昶的《金石萃编》、冯云鹏的《金石索》和端方的《陶斋吉金录》，此外还有黄伯思的《东观余论》2卷、董逌的《广川书跋》10卷、王俅的《啸堂集古录》2卷、薛尚功的《钟鼎款识法帖ຆ》20卷、无名氏的《续考古图》5卷、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2卷、王厚之ใ的《复斋钟鼎款识》及《周礼考工记》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相关著述。不过，除此之ใ外的大量著述中含有诸多舛误，而这些舛误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鉴于这种情况王国维决定从原始资料开始，对金石学有关著述进行系统梳理。
自民国三年公元19๗14๒年6月开始，王国维在不到เ四个月的时间内共编撰了《宋代金文著录表》1卷、和《国朝金文著录表》6卷等著述及两篇序文。由于王国维采用分类著录，并加注新式简称，不仅使这些著述成为金文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而且也大受学界的赞扬。对于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浩大的著述工程，王国维明了其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所以他序言中真诚地恳请后世学者予以补录。当然，王国维在随后转向甲骨文等学术研究领域时，特别是回国后也曾相继撰写了《毛公鼎铭考释》、《两周金石文韵读》、《秦新า郪虎符跋》和《小盂鼎跋》等文章，继续着自己对金石学的喜好和研究。由于王国维对金石学有如此精审的研究，后来有许多人跟随他从事这方面的学问，并以此扬名于中国国学界。
在徜徉于青铜器等古器物铭文的考释中，王国维由此又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即撰写了为他在这一领ๆ域赢得巨大声誉的两部著述：《鬼方昆夷猃狁考》和《生霸死霸考》。
在初名《古代外族考》后定名为《鬼方昆夷猃狁考》中，王国维广泛参阅盂鼎、梁伯戈和毛公鼎等青铜器铭文，对照ั《史记》、《诗经》、《竹书纪年》和《易经》等典籍，运用古地理和古音韵学的知识，先指出“鬼方”是族名而不是地名的论点，随后便肯定地指出“鬼方、昆夷、荤粥、猃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而这一族即是匈奴。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位考释匈奴民族源流的学者，王国维不单是考释出匈奴民族这一族名的变化过程，还就此引起他对这一民族多年来融合变化问题的关注，但由于手边相关资料é的不足，他坦率地表示他只是提出这一问题，留待后人详加考证。其实，王国维的这部著述不仅考证精审，论述严谨，而且论点也得到了学界ศ的广泛认同和赞赏。例如，梁启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说：“今人王国维著有《鬼方昆夷猃狁考》，在《雪堂丛刊â》中，最精核。”
《生霸死霸考》，是王国维对中ณ国古代历法方แ面的一篇著述。霸，在这里读po，又可写作“魄”，是指阴历月初时的月光。汉代刘歆在《三统历》中说：“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对此，自清代以来一直是莫衷一是，甚至搞不清什么是“生霸”、“死霸”，就连清代大学者俞樾在援引汉代大儒许慎和马融等相关著述证明自己้观点的过程中ณ，竟然也出现了偏差。于是，王国维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等典籍比照曶鼎等三代青铜器铭文，终于指出这是古代把一个月分为四份的做法：“一曰吉初，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即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即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即死霸，谓自二十三以后至于晦也。”对于王国维的这一解读，学术界现在虽然仍有争议，但还没有人提出能ม驳到这一解说的系统理论。所以，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后来撰有影响深远的《周初年代考》一书的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对王国维的《生霸死霸考》评价好了：
根据这一解释，武成的日月能很通畅ม地解读出来，这不能不说是解决了刘歆以来二千年的悬案。进一步考虑，这一月的四分法被认为是西洋方面周的原始形式，所以王君的研究，不能不说对纪元前千年的周初或更早以前东西方แ是否有文化交流了极重要的材料。
由此可见，王国维这一不朽名著的重大贡献和非凡影响。其实，关于王国维这段时期内在国学方面的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还有许多散章，但我们现在不能不将目光聚焦到他在甲â骨文方แ面所取得的辉煌，否则这部ຖ书该改名为《王国维学术传》了。
第十七章
罗王之学
传言成真的原因有很多，而关于是谁最先现甲骨文的问题，由于传言中的主ว人公王懿ງ荣不仅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级官员，而且还是著名的古文字学者和金石学家，所以这一传言更容易使人们信以为真。按说，讲求严谨精审的学界ศ不应该采纳传言，可关于甲â骨文现权的传说同样为他们所津津乐道，以致这一明权一经授予学者王懿荣后，信以为真竟变成了铁板钉钉。其实，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期内，虽然有一位勇敢的学者提出了异议，但相对于散布广泛且时间久远的传言来说，他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微弱得连当今最为活跃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也只能说：
我没有读到王懿荣从自己้的药包现甲骨文的具体记载，而且当时药店大多是把“龙骨”磨成粉末再卖的，上面说的情节不足以全信，因此只能标明“据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个深秋，由他现了。在他之前，也有人听说过河南出土有字骨版，以为是“古简”。王懿荣熟悉古籍，又见到了实物，快做出判断ษ，眼前的这些有字甲骨，与《史记》中“闻古五帝三王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的论述有关。
在这里，余秋雨先生虽然表示ิ“上面说的情节不足以全信”，但他还是肯定了是由传说中的主ว人公现了甲骨文，即便他这段话说的很精妙，在“由他现了”的后面没有加上任何定语。不过，这并不妨碍读到这段文字的读者对其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当然余秋雨先生本人也应该会认同读者的这一理解。
与余秋雨先生对这一传言有相似认可程度的，还有钱剑平先生在《一代学人王国维》中的一段文字：
传说金石学家，当时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最高学府的负责人的王文敏懿荣因病去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抓中药，药中一味“龙骨”颇为奇特，王懿荣从药店回家，仔细把看，现上面奇异的图案像文字。欣喜之余，叫人把药店里的“龙骨”统统买下，并命人假传“龙骨”的掘地。这就是传说中ณ的王懿荣现甲骨文。这传说经人调查并无根据。但是，历史上王懿荣确实是第一位判定那些甲骨上刻划的图案、线条是古代的文字，是他现了甲骨文。
在这里，钱剑平先生的论述远没有余秋雨先生的文字“圆滑”，他一个“但是”便将“经人调查并无根据”的传说转折成了事实，也许他原本想通过“但是”来否认或怀疑传说中的一些细节，但在不觉中却肯定了传说中的主旨，这应该算是一种本末倒置吧？
如果说余秋雨先生和钱剑平先生对这一传说还持有怀疑ທ或否认精神的话，那么陈铭先生则ท在由万斌先生主ว编《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中的《潮落潮生——王国维传》一书里竟没有丝毫的怀疑，而是直接说：“甲â骨文字的现，功应推当时国子监祭酒国家学府最高官员王懿荣184๒5—1900่。”接着，陈铭先生便将传说当作信史写进了自己的著作中。
之ใ所以列举以上三说，不仅因为三位学者本身影响较大及其著述流传甚广，而且更容易使人们信任其说并因此使传说传说得更加广泛，故觉得实在有必要在这里澄清甲骨文现权归属一事。虽然笔者采信的是刊â登于公元19๗84年第5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上的一篇论述，但由上述那位勇敢学者李先登先生撰写的这篇题为《关于甲骨文最初现情况之辨证》一文，辨证合理而精审，确实值得采信，另外还因为其观点已经被诸多大学使用的教材《考古学通论》所采用。如此，下面不妨摘录其中一段以更正流传已久的甲骨文现权之舛误：
过去一直把甲骨文的现说成是18๖99年王懿荣偶然在中药材龙骨上现的。近年有人研究证明，甲骨文是1898年由河南安阳村民掘得，后来为古董商注意，天津的王襄和孟广慧是最早鉴定、现和收集甲â骨文的人。
在这里，李先登先生不仅否认了王懿荣的甲骨文最先现权，而且还指出是由天津的王襄和孟广慧两人最早现并鉴定、收集了甲骨文。不过，王襄和孟广慧这两位古董商人的知名度和学识毕竟不如国子监祭酒王懿ງ荣，所以从某种意义说由á王懿荣领受甲骨文的现权似乎ๆ更合适些。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某种感觉合适而篡改一段历史，也不能因为将甲â骨文现权归还给王襄和孟广慧这两位古董商人，而否认王懿荣对甲骨文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毕竟由于有了王懿荣大量而广泛的收购，避免或减少了甲骨文被研磨成药粉灌进病人的肠胃里，使祖先创造的这一辉煌成果随后被子孙认可，且经过优秀子孙学者们的精心“研磨”而成为一种不朽的永恒。
在这群“研磨”甲骨文的优秀子孙中，除了将重点介绍“罗王之ใ学”中的“王”即王国维之外，还需要按照先后“研磨”的顺序逐一梳理，否则因为遗漏将有失公允，也使王国维不能顺理成章地进入“研磨”甲骨文之行列。所以，下面对本书主人公王国维的暂时“冷落”，是为了他更真实更闪亮地步入人们的视野和心灵。
顺序依然要由á王懿荣开始。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当王懿荣几乎收购了整个京城药店里的“龙骨”后，他又不惜出重金派人到处搜求，使其在短期内就拥有了多达1500余片甲â骨。然而，在王懿荣还没来得及对刻划在这些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进行考释时，一场战争迫使他告别ี将使王懿荣这三个字更加深刻地留在中国古文字研究史上的这些奇异甲骨，而以另一种极为惨烈的方แ式使他名垂绵帛。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8๖月15日，国子监祭酒王懿ງ荣兼任京师团练大臣，担任慈禧太后裹挟光绪皇帝“西行”后的京城防务。而这时，八国联军已经兵临城下，堂堂大清王朝的都毫无悬念地成为这些野蛮侵略者的囊中之物。试想，最看重民族气节和个人名节的中国真正而传统的文化人，他们面对这种景况时还能作何选择呢？确实，中国古代文化人在国家危难关头往往只选择一条道路，那就是自杀，何况王懿荣还是当时京城里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呢？
王懿ງ荣走了，家中ณ除了留下包括那1500่余片甲骨在内的诸多古器物之ใ外，还有收购这些古器物所花费的高额债务。于是，王懿荣之子王翰甫在勉强支撑因为父亲清廉而今清贫家境的两年后，不得不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将父亲生前极为珍视的1500余片甲骨悉数转卖给了刘鹗。下面在讲述第二位与甲骨文密切相关的人物刘鹗之ใ前，似乎应该理解并感谢王懿ງ荣之子王翰甫，因为ฦ他没有像那些唯利是图者将国宝卖与海外，而是有选择地将这些甲骨卖给了懂得其中价值的父亲的老朋友刘鹗，故从某种意义แ上说应该是物有所归。
出生于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的刘鹗，字云臣，一字铁云，又字蝶云，笔名鸿都百炼生，亦称老残，即撰有著名谴责《老残游记》的作者。籍贯江苏丹徒今属淮安的刘鹗，不仅精通数学、医术、音律和水利，而且也是一位金石学家。他收购了好友王懿荣遗留的甲骨后，深知这些甲骨的重大价值，随即也展开了他广泛搜求甲骨的行动。诸如，当刘ถ鹗辗转得知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卿曾将300余片甲骨卖给了浙江定海人方药雨后，便想方设法又从方药雨手中高价买了回来。像这种煞费苦心到处搜求甲骨的事情，刘鹗在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๐年的日记中记载甚多，这从他后来留传下来的名为《抱残守缺斋日记》中ณ可得验证。经过这样多方แ搜求之后，刘鹗手中甲骨的数量迅增至5000余片，这在当时是无人能比的，也基本上将截止那时出土的所有甲骨全部收齐。
面对如此众多而珍贵的甲骨，当时正在刘鹗家中教授其子刘大绅读书的罗振玉，同样敏锐地意识到เ这将是一门新学问的兴起，遂奉劝刘鹗挑选其中精良完整者拓片出版。不过，当时刘鹗正在创作他那名留青史的谴责《老残游记》，一时还没能抽出时间对这些甲骨进行整理，而随着他的这部不朽著作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出版后，他便全力投入到这些甲骨的系统整理中，并从中挑选出10่58片甲骨拓印出版了《铁ກ云藏龟》一书，这是将神秘甲骨文字公布于世的第一部ຖ专书。在这部ຖ书中，作为金石学家的刘ถ鹗次提出这些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是“殷人刀笔文字”，也就是将甲骨文定位为商殷时代的文字。与此同时，罗振玉在为《铁ກ云藏龟》一书所写的序言中ณ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通过甲骨文将订正和弥补史书中的舛误和遗漏。由此可见，无论是刘鹗将甲骨文定位为殷商文字这一具有非凡学术意义的时代划定，还是罗振玉指引甲骨文的研究方向，都可以说是正式开启了甲骨文的研究历史。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刘ถ鹗和罗振玉两ä人随后都没有乘胜追击，继续对甲骨文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时，罗振玉将目光转向了当时大量出土的古器物研究上，而刘鹗则ท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๗08年被罗织罪名流放到เ了新疆苦寒地带，遂在第二年8月23日因突脑溢血死于戍所。
其实，在刘鹗没走之前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孙诒让在得到《铁云藏龟》后，不仅敏锐地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性，而且凭借自己精深的文史知识和文字学学养，以精审的学术态度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孙诒让科学地将甲骨文与六书相联系，从文字学角度对甲â骨文进行考释和研究，他既考释出了许多甲骨文字，还研究了甲â骨文的字形和字义，随后便撰写出版了《契文举例》一书，这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甲â骨文研究专著。可同样遗憾的是，出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๖49年的孙诒让在完成《契文举例》一书后，遂在不足耳顺之ใ年即光绪三十四公元19๗08年悄然逝去。于是，研究甲骨文的重任又落到เ了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两位学术大师的身上。
很显然，罗振玉要比王国维早接触到甲骨文。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罗振玉在刘ถ鹗家次目睹其收藏的诸多甲â骨时，便肯定那些刻划在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是一种罕见的文字，故有促使后来成为亲家的刘鹗选拓出版《铁云藏龟》之举ะ。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2月，罗振玉因为在兴办教育上所取得辉煌成就而奉调朝廷学部ຖ任参事后，便开始了他大肆搜购甲骨的征程。其中，罗振玉除了接受亲家刘鹗病逝后的一部分甲â骨外，他还指派弟弟罗振常及其妻弟范恒斋前往甲骨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从村民手中直接收购。据说，罗振常和范恒斋在小屯村曾一次收购甲â骨多达两万余片，运回北京后即便淘汰了其中由村民伪造的大部分外，罗振玉这一次也得到了300่0余片甲骨。经过这样的大肆收购后，罗振玉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拥有甲骨多达数万片，这是王懿荣和刘鹗两ä人生前所不曾见识过的。而罗振玉所藏甲骨数量之所以达到之最，在于他准确地将甲骨的出土地锁定在了小屯村，此前的王懿荣和刘鹗始终没能ม探知这一秘密。罗振玉之ใ所以解获这一秘密，除了余秋雨先生认为是从“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中得知外，似乎还不应该忘记当年刘鹗为甲骨划定为ฦ殷商的断代之功，因为随后罗振玉以自己的学识将甲骨出土地与《史记》中“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小屯村恰恰就在洹河边上。由á此，罗振玉不仅准确地将将甲骨出土地定位于这个小屯村，还确定其为中国历史传说中极为辉煌ä繁盛的朝代——殷商的都城遗址，这一贡献应该说是功莫大焉。
不过，罗振玉收购甲骨鼎盛之ใ时，恰逢清王朝土崩瓦解之日。于是，罗振玉不得不将多年来收藏的大批图书、古器物及数万片甲骨一同运往日本，从而开始了他潜心对甲骨文的研究历程。之所以说从这时开始罗振玉才得以潜心研究甲â骨文，是因为此前他不仅已๐经对甲骨文有所研究，而且还撰写出版了《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而且多达20่卷的《殷虚书契》前编也于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初春全部杀青，但这期间他还有诸多政务要处理，还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甲骨文的研究之中。同年11月27日，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东渡日本避风后，就在王国维开始回归国学沉浸在撰写前文中介绍的那些振聋聩著作时，罗振玉则完全痴迷于甲骨文的研究里，而且一些高水准的相关学术著述接连出版。诸如，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完成六万字的《殷虚书契考释》，考出甲骨文字4๒85个，另收录待考文字1003个；诸如，同年完成的《殷虚书契菁华》一卷，堪与《殷虚书契》前编相“并行”；诸如，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正月为纪念老友兼亲家刘ถ鹗，遂将其从刘鹗处接收的那些甲骨拓片出版了《铁云藏龟之余》一书；诸如，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完成的《殷虚书契》后编2卷、《殷虚古器物图录》和《殷虚书契待间编》等等，都可以作为罗振玉痴迷甲骨文研究的注脚。
与罗振玉研究甲â骨文相比，王国维从一开始就显得技高一筹，因为ฦ罗振玉偏重于对甲骨文字的释读，而王国维则以甲â骨文字为切入点开始展开对殷商历史进行研究，这在王国维后来完成的《殷周制度论》中有最深刻的体现。不过，在谈及《殷周制度论》之前，似乎还可以回顾一下王国维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完成的《明堂寝庙通考》一文，因为他曾在写给好友缪荃孙的信中ณ提出应用甲â骨文为他撰写这部著作时带来的益处：“此书即《明堂寝庙通考》全根据金文、龟卜文，而以经证之ใ无乎不合。”另外，王国维于民国四年公元191้5๓年完成的《殷虚卜辞中ณ所见地名考》一文，同样是以其渊博的历史地理知识并参阅大量典籍，对甲â骨文中出现的龚、孟、雍、亳、曹、祀เ、载、雇这八个地名进行考证，这些贡献都不容忽视。而最不能忽视且还引一场学术著作权归属问题公案的，则ท要属上面提到的罗振玉那ว六万字的《殷虚书契考释》一书了。那么，《殷虚书契考释》是怎样一部著述，它在甲骨文研究史上占有怎样的重要地位，王国维在其中ณ有何贡献，又为何会出现著作权归属问题的争议呢？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距离国学大师孙诒让撰写出版《契文举ะ例》已经整整十年了。然而，社会上对于甲骨文是否属于文字还有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另一位学高名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他不仅坚决不承认那些刻划ฐ在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是文字，还撰写了《理惑论》一文对开展甲â骨文研究表示明确的反对。由á于章太炎在学术和政治等领ๆ域里的崇高声誉，他的观点使许多人对甲骨文产生怀疑ທ，以致还有人就此对活着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展开攻击。正是在这种社会和学术形势下，罗振玉不仅感到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甲骨故研究甲骨文责无旁贷，而且也深“感庄生‘吾生有涯’”之叹，遂愤要撰写出一部ຖ足以扭转人们对甲骨文持有否定和怀疑观点的著述。于是，罗振玉在《殷虚书契》前编的基础上，又对“大云书库”所藏数万片甲骨进行精心遴选和甄别，随后闭关四十多天终于完成了《殷虚书契考释》这一在甲骨文研究史上具有极为重要贡献和地位的伟大著述。在撰写这一著述的过程中，罗振玉可谓是呕心沥血，精研细磨，大有舍我其谁之慨。对此，罗振玉在《殷虚书契考释》自序中说：
或一日而辨数文，或数夕而通半义，譬如冥行长夜，乍睹晨曦，既得微行，又蹈荆棘，积思若痗，雷霆不闻，操觚在手，寝馈或废。
罗振玉在这样一种精神炼狱中完成《殷虚书契考释》初稿后，他邀请王国维与他共同对其修订。在这一过程中，罗、王两ä人充分扬各自优长，既对全文细目进行协商修改，又对一些文字等考释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订正，同时还采用了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的一些成果。经过罗、王两人精心修订后，王国维还亲自书写了这一著述的全文，然后才交由罗振玉在“永慕园”刊â印。在这部《殷虚书契考释》著述中，罗振玉将全文分为八个部分，分别从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ๆ和卜法等方面对甲骨文进行分类考释，从而奠定和指明了甲骨文研究的基础及方向，所以该著述一经刊印便立即引起中外学界ศ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然而，正是由于这第一次刊印本中是王国维的手写笔迹，导致后人一度认为ฦ《殷虚书契考释》虽由罗振玉署名实则为王国维所著之误。最早ຉ对《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提出异议的，是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周传儒，他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写有《甲骨文与殷商制度》一书，其中就有这样一句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话：
《殷虚书契考释》，则王氏所手书也。题名虽为罗氏撰，实则王氏亦与有力焉。
与周传儒这种容易使人产生歧义话语相近的，还有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位学生何士骥之论，他于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在《读书通讯》杂志上表的题为《近四十年来国人治学之新途径》中指出：《殷虚书契考释》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的合作之ใ作。
有了这样“确凿”的文字证据，随后又因罗振玉跟随末代皇帝溥仪潜逃东北就任伪“满洲国”大臣之故，一代巨匠郭沫若遂将早在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写就的一篇文章竟于10年后表在了《文艺复兴》杂志上。其中，关于《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的问题，郭沫若就曾这样写道：
王对于罗，似乎始终是感恩怀德的。他为了要报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给了罗，而使罗坐享盛名。例如《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实际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却是罗振玉的名字，这本是学界ศ周知的秘密。
与郭沫若这种观点有异曲同工之ใ“妙”的，还有末代皇帝ຓ溥仪在其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更是说得直白而难听：
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虚书契考释》，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有了这么“权威แ”的证人和证词，罗振玉窃据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一案应该算是“终审判ศ决”了。确实，如果二十多年后陈家先生没有现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的手稿本，那这桩历史疑案将成为一桩永久ื的冤案。对此，商承祚先生曾回忆说：
王国维之死，谣言蜂起，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郭沫若谓王之ใ死，乃罗振玉逼债造成的惨剧……正在此期间，我适在北京，有一天，途遇陈家，他悄悄的同我说：“《殷虚书契考释》的稿本被我买到เ了，完全是罗的手笔，上有王的签注，印本即根据此稿写定的，您有空，请到我家看看。”陈去世后听说此稿本归考古所该书是请王为之ใ腾誊正并加入王说而付印的，那些头脑简单和从恶意出的人，以为王写的就是王著，得此“证据”，就断下结论，足见其可笑程度。
虽然商承祚先生这段话中有人身攻击的嫌疑之语，但他关于《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之说，在陈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中得到了验证。
其实，关于这桩所谓的历史疑案，本不应该成为ฦ什么疑案，因为王国维不仅在为《殷虚书契考释》先后所写的两篇序言中ณ，对罗振玉完成此著述所付出的辛劳和贡献有过极高但也很中肯的评价，而且他生前也曾多次明确地说过《殷虚书契考释》是罗振玉的著作。比如，王国维在后来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า见之学问》等著述中，都对自己当年协助罗振玉完成《殷虚书契考释》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对此，我们应该明白王国维只是协助罗振玉，即便他对撰写《殷虚书契考释》有过重要贡献，但他毕竟不是完成这部ຖ著述的主体。对于自己协助罗振玉校写《殷虚书契考释》的感受，王国维在为这一著述所写的后序中说：
物既需人，人亦需物。书契之出，适当先生即指罗振玉之世。天其欲昌我朝古文之学，使与训诂、《说文》、古韵匹，抑又可知也。余从先生游久，时时得闻绪论。比草此书，又承写官之乏，颇得窥知大体，扬榷细目。窃叹：先生此书，诠释文字，恒得之于意言之表，而根源脉络，一一可寻，其择思也至审，而收效也至宏，盖于此事自有神诣。至于分别部目，剏立义แ例，使后人治古文者于此得其指归，而治《说文》之学者亦不能不探源于此。窃谓：我朝三百年之小学，开之者顾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昔顾先生音学书成，山阳张力臣为之校写；余今者亦得写先生之书，作书拙劣，何敢方力臣，而先生之ใ书足以弥缝旧阕，津逮来学者，固不在顾书下也。
在这里，王国维不仅非常清楚但也很谦虚地说明自己就像是当年山阳今江苏淮安的张力臣为顾炎武校写《音学五书》一样，而且对罗振玉的这部《殷虚书契考释》推崇备至，甚至将其学术地位抬高到开清学一代先河的学术大师顾炎武之上。至于王国维对罗振玉这一评价公允与否，不再赘述。下面，我们似乎应该对王国维对于这部不在顾炎武《音学五书》之下的《殷虚书契考释》有何贡献进行一番解析。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例举王国维为ฦ《殷虚书契考释》所写的两篇序言，从中不难看出他将自己对甲â骨文研究的许多创见融入其中的体现。比如，王国维在其中一篇序言中对甲骨文所下的定义：“殷虚书契者，殷王室命龟之ใ辞，而太卜之ใ所典守也。其辞或契于龟，或刻诸骨，大自祭祀征伐，次则行兴畋渔，下至牢鬯之ใ数，风雨之占，莫不畛于鬼神，比其书命。”当然，王国维对于甲骨文的研究除了以上这些贡献之外，他还曾撰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和《殷礼征文》等等一系列石破天惊的著述。即便如此，也不足以涵盖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如果一定要对此有一个比较系统而全面的评价，那只好引录陈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中ณ的一段话了：
罗氏在《殷墟》贞卜文字考序中ณ所举的考史、正名、卜法的三个目标，他自己只做到正名的基础，卜法的研究一直到科学掘以后才开始，而考史一目是王氏先建立根基的。联系正名与考史，以纸上史料与卜辞相印证，是王氏所特别看重的。罗氏说“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ใ文物制度，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在以博反约，由疑而得信”《观堂集林》序。他研究了文献上商王都邑所在，而后考订卜辞中商、亳、雇之所在；他搜集了文献上关于王亥、王恒的记载，而后考订卜辞中王亥、王恒之为商先公；他引述了金文和文献的殷祀或衣祀，而后考订卜辞中“衣”祀之为合祭。凡此都表示要正确的了解一个古字的意义，必须先有充分的古代社会的知识；即是说，一个古字是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情况下被用作为某种意义的符号的。王氏很少为诠释文字而诠释的，他在讨论《尚书》、古地理、礼仪制度、先公先王等等的题目下，为解决诸题目的关键所在而诠释文字。他在讲解《说文》时而作的试释，以及《类编》所引他笺注在罗氏《考释》上的那些字，不少是悬空设想而不甚确凿的推测。然而就审释文字而言，他所释的字数虽不多，却还有其特殊的贡献的。……王氏所释的字数只寥寥十余字，然他认识了早期的“王”字，对于卜辞全体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他的“旬”字“昱”字的认识，解决了占据很多数量的卜旬卜辞。他认识了“土”字并以为假为“社”字，对于古代礼俗了新材料，我们由此而现卜辞中的“亳社ุ”。他分别了卜辞中ณ“又”字有“祐”“侑”“有”的不同用法；他说明朔义与假义的分别如“我”字本像兵器，假借为ฦ人称，凡此皆足表示他在文字学上的精深之处。
由此可见，学界和历史上将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人在甲骨文研究上的贡献称之为“罗王之ใ学”，是一点也不虚的。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将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另一些成就留待后述，因为这时他将踏上回归祖国的路程，重新开始属于他独立研究学问的新时代。
第十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