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滴空阶疏雨，迢递严城更鼓。睡浅初成，又被东风吹去。无据。无据。斜ฒ汉垂垂欲曙。
路转峰回出画塘，一山枫叶背残阳。看来浑不似秋光。
与藤田剑峰引导王国维尝试译介日文报刊所不同，与汪康年兄弟俩故意刁难王国维学习日语更不可同日而语的是，罗振玉对于王国维来说简直就是一颗有着知遇之ใ恩的福星。那ว么，除了以上介绍的罗振玉在《时务报》馆初识王国维不俗才华之后，王国维后来又是因何而得到เ罗振玉的格外垂爱，以及竭力资助和扶携其走上学术事业辉煌的呢？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๓逊甘英。
第三章：科场折翅
第四章：“时务”谋生
其实，就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两年后，郑振铎和王国维的门人赵万里便在浙江“天一阁”现了《录鬼簿》的真正“第一善本”，因为这一抄本是明朝正德年间公元1505年—公元152๐1้年之人根据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贾仲明抄补的《录鬼簿》进行重新抄录的一个版本，而王国维所借到เ的《录鬼簿》那三种抄本，则又是后人根据“正德本”再次删改的抄录本，其中“楝亭本”和尤贞起抄本删改的最为严重。所以，当赵万里现“正德本”《录鬼簿》时，他出了“恨不得起先生于九泉以告之”的慨叹。是的，王国维因为早逝而未能ม得见《录鬼簿》真正的“第一善本”，确实是一件令人扼腕之憾事。不过，这就好比是书法艺术中讲究的“飞白”，同样给人们别样的一种欣赏空间。何况，王国维“脱屉名利”先后三次校注《录鬼簿》的功绩，不仅为ฦ他随后撰写《宋元戏曲考》奠定了极为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治学者树立了真正学者应有的典范榜样。
《古剧脚色考》，是王国维对唐宋以来中国古典戏曲中角色的渊源及其变化展所进行的一次深入考证。在这篇著述中，王国维可谓是旁征博引，融贯中西，不仅对戏曲中ณ各种角色的名称、源流、展和变化进行严谨审慎的考证，而且对这些角色在剧中ณ的作用及其如何挥展示作用都做了科学的分析，特别是他借用西方心理学和生理学中的观点来观照中国古老戏曲的这一做法，堪称是站在了世界文化前沿且带有中国特色的一次学术考证行动，在当时具有无人能及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为了使读者能ม够领略到王国维这次非同寻常学术考证行动的魅力，愿意引录该论述第一段如下：
戏剧脚色之名，自宋元迄今，约分四色，曰：生、旦、净、丑，人人之所知也。然其命名之ใ义，则说各不同。胡应麟曰：凡传奇以戏文为称也，亡往而非戏也。故其事欲谬悠而无根也，其名欲颠倒而亡实也，反是而欲求其当焉，非戏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妇宜夜而命以旦也，开场始事而命以末也，涂汙不洁而命以净也：凡此，咸以颠倒其名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此一说也。然胡氏前已有为此说者，故祝允明《猥谈》驳之曰：生、净、旦、末等名，有谓反其事而称，又或托之ใ唐庄宗，皆谬云也。此本金元阛阓谈唾，所谓“鹘伶声嗽”，今所谓市语也。生即男子，旦曰妆旦色，净曰净儿，末曰末尼，孤乃官人，即其土语，何义理之有？《太和谱》略๓言之。《续说郛》卷四十六此又一说也。国朝焦循又为ฦ之说曰：元曲无生之ใ称，末即生也。今人名刺๐，或称晚生，或称晚末、眷末，或称眷生，然则生与末为元人之ใ遗。《易余籥录》卷十七此又一说。胡氏颠倒之说，似最可通。然此说可以释明脚色，而不足以释宋元之脚色。元明南戏，始有副末开场之例，元北剧ຕ已不然，而末泥之名，则南宋已有之ใ矣。净之傅粉墨，明代则ท然，元代已不可考；而副靖之名，则北宋已有之矣。此皆不可通者也。焦氏释末，理或近之，然末之ใ初ม，固称末尼。至净、丑二色，又则何说焉？三说之中，自以祝氏为稍允。但其说至简，无所证明，而《太和正音谱》、《坚瓠集》所举各解又复支离怪诞，不可究诘。今就唐宋迄今剧中之脚色，考其渊源变化，并附以私见，但资他日之研究，不敢视为定论也。
在这里，王国维通过考释以往三种对戏剧中角色或错误或偏颇或缺失之说，阐明自己้之所以要对“唐宋迄今剧ຕ中之脚色”进行考释的原因，并把这次考释作为“他日之研究”的资料准备。确实，王国维在这里不仅考释角色渊源展，而且通过对角色的考释进一步推释中国古典戏剧的展脉ำ络，这为他随后撰写《宋元戏曲考》再一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王国维在文章还对剧中角色的性格做出了科学的分类、分析，以及剧中角色的面具、涂ิ面和男女合演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释，所以这些论述都给人以一种高屋建瓴的感觉。这也许就是真正学术大师赋予人们的精神和学术享受吧。
做了这么多的铺垫，终于该触及当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意义的巨作《宋元戏曲考》了。是的，王国维为ฦ了这部《宋元戏曲考》，也已做了多年的准备工作，从多方面为ฦ中国戏曲研究撰写了掷地有声的系列ต考证性著述。随着这一系列文章的表，王国维在戏曲研究方แ面的成就已经引起世界学界ศ的广泛关注，他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这方แ面的鼻祖人物，就连一些年长儒硕之士也对王国维在这方面的成就表示自叹弗如。如此说来，王国维确实到了该全面总结自己在戏曲研究方面所取得成果的时候了。不过，促使王国维动笔撰写《宋元戏曲考》的却是中国出版界的有识之士，即一向以编辑严谨及出版水平高人一筹的中国商务印书馆。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11月，王国维欣然接受商务印书馆的邀约，开始撰写《宋元戏曲考》这一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开山作用的著作。对于王国维来说，撰写《宋元戏曲考》虽然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但他依然保持着一位精审学者的高贵品格，因为ฦ在此期间他还不断搜集相关资料，以望撰写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正的伟大著述。诸如，王国维在撰写《宋元戏曲考》的过程中，就曾写信向他的日本友人铃木虎雄筹借相关资料，记得他在这封信中说：
前闻大学藏书中，有明人《尧山堂外纪》一书，近因起草《宋元戏曲史》，颇็思参考其中ณ金元人传部分，能为设法代借一阅否？又郑樵《通志·金石略》中石鼓释文一本，亦奉借一观。
如此严谨精审的学术态度，其实就是王国维以心血在为中国戏曲作史，因为随后他由于劳心费力过多而导致头痛和牙痛交替作，一度中断《宋元戏曲考》的写作进程。即便如此，王国维还是仅以三个月的时间就将全部书稿杀青，至于他为何要如此急迫地完成《宋元戏曲考》的内在动因，不妨从他在自序中来寻找答案：
凡一代有一代之ใ文学：楚之ใ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ใ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ใ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ฦ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ม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ฦ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ม仿佛也。辄思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ม得也，乃成《曲录》六卷、《戏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古剧脚色考》一卷、《曲调源流表》一卷。从事既久，续有所得，颇觉昔人之说，与自己之书，罅漏日多，而手所疏记，与心所领会者，亦日有增益。壬子岁莫，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写为此书。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
在这则自序中ณ，王国维还提到了今已散失无寻的一篇戏曲著述，即《曲调源流表》。据赵万里先生后来说，《曲调源流表》是王国维“考证各宫调曲调之源于乐府及诗余者”，然后以列表的方式整理而成。宫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音乐术语。例如，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这七声，其中以任何一声为音阶的起点，均可构成一种调式，凡以宫声为音阶的起点的调式都称之为“宫”，即宫调式，而以其他各声为主者则称“调”，如商调、角调等，则统称为ฦ“宫调”。王国维所完成的《曲调源流表》，虽然这只是一份列表，但从王国维在自序中ณ特意提出来看，它对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考》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另外，上面王国维在致铃木虎雄信中说“近因起草《宋元戏曲史》”而向他借书，并不是这里所说的《宋元戏曲考》。其实，这两者是王国维的同一部著述，只因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杂志》自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4月1日分八期连载这一著述时，将《宋元戏曲考》更名为《宋元戏曲史》之ใ故。不过，对于商务印书馆对其这一著述更名之事，王国维并不表示ิ认可，他曾写信向老朋友缪荃孙这样解说道：
但四五年中研究所得，手所疏记、心所储藏者，借此得编成一书，否则荏苒不能刻期告成。惟其中材料皆一手，说解亦自己所明。将来仍拟改易书名，编定卷数，另行自刻也。
对于王国维的这一愿望，老友罗振玉在王国维自沉后的第二年即民国十七年公元19๗年刻印《王忠悫公遗书》时，将其恢复为ฦ《宋元戏曲考》收录其中，就此算是了却了王国维生前的一个愿望。也正因为王国维有此遗憾和愿望，所以笔者在行文中ณ一律以《宋元戏曲考》为ฦ准，这只是为了对学术应有的一种尊重。
在这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将五万余字的全文分为五大部分十六章，从其内容上来看确实应该属于考证范畴。这五大部分为ฦ：一、阐述中国戏剧的起源与展过程；二、考证中ณ国戏剧形成于宋金的根源，并对这一时期中国戏剧ຕ的现状予以论述；三、对元杂剧的源流、兴起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其存亡和结构等进行解析，并论述了其在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地位；四、对元杂剧的院本与南戏之间的渊源进行论述，特别是对南戏作了重点考证；五、作为全书的“余论”，对中国戏剧ຕ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论述。另外，王国维在全文之后还附录了43位元代戏曲家小传，这很显然是引自他在辑录《曲录》时所获。
对于王国维这部《宋元戏曲考》的价值和贡献，近一个世纪来用“好评如潮”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而且评价之ใ高在学术界也是极为少见的。例如，梁启于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ณ说：“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当为不祧之祖矣。”又如，郭沫若于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史略๓》，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正如梁启和郭沫若所言，因为有了王国维在中国戏曲研究上的贡献，特别ี是随着《宋元戏曲考》的问世，戏曲不仅成为了专门之学——曲学，而且在当时还成为一门影响广泛的显学，吸引诸多中外学者投身其中，使千年来被文人雅士一直视为“下里巴人”的戏曲，不仅有了与“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之标志性称谓，如今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ณ已经成长为一朵奇葩香花。而为了这朵奇葩香花，王国维辨识、现、栽培和促使其根深苗正快成长开花的巨大功劳，在中ณ国文艺研究史上无论如何评价都是应该的，也是名至实归的。
不过，在王国维埋中国戏曲研究中ณ时，中国历史已经生了天翻地覆的大逆转，这种大逆转使纯粹学者王国维看不到เ一点好转的希望，于是他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寓异域躲避风潮。如此，下面我们不能不回来记述王国维在此期间的遭际，因为这对于王国维个人乃ี至整个中国来说，都称得上是一段难以忘却的斑驳历史。
第四部分
流寓日本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阳春4๒月，王国维携全家安居在北京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后，虽然他每天要到清朝廷学部所属的图书编译局“上班”，但他的主要精力却始终沉浸ฤ在中国戏曲的史海钩沉中。诸如，自这年8月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10月，王国维先后完成的《词录》、《戏曲考原》、《曲录》、《录曲余谈》、《录鬼簿校注》、《唐宋大曲考》等，都是在这段时间内撰写的。随后，如果中国不是爆了结束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那ว场武装起义，王国维的《古剧脚色考》和《宋元戏曲考》这两部ຖ著述，同样要在新帘子胡同王国维那自名为“学学山海居”的小书房内完成了。
不过，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历史大变革中，别ี说是积极投身其中的革命者和被动卷入其中的被革命者不得安宁，就连积贫积弱的全体国民也像是失去了主心骨的木偶一样，整天生活在毫无希望和目的的混沌中，至于像王国维这样不问政事的纯粹学者，又有几人能如他那ว样为了学术而心如止水呢？其实，躲在“学学山海ร居”里的王国维并不能安居其中，否则他也不会在那场风暴掀起一个月后便仓忙地流寓到异域日本。自此，关于王国维近五年在日本的流寓生涯，一种“遗民出亡”的观点始终笼罩在他的身上。那么，王国维流寓日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前因和往事呢？
第十五章
异域避风
在王国维全家安居北京这三年多时间里，统治中原两个多世纪的满清王朝实在是多事之秋，此起彼伏的内忧外患促使其呈现出了一种大厦将倾的态势。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11月1้4๒日傍晚，囚禁在中南海ร孤瀛台上长达10年之久ื的满清王朝第九代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在涵元殿那一席冷硬孤寂的铺板上撒手西去了。其实，说光绪皇帝是撒手西去似乎有点不太确切，因为他的心里满含着悲愤、仇恨、无奈和惨绝这诸多种情感。事出千古罕见之巧，就在光绪皇帝猝死瀛台不足2๐4๒个小时，他的母后、政敌、实际执掌满清王朝政权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亦寿终正寝在紫禁城的仪鸾殿内。这个时候，距离王国维全家安居北京不过半年，而距年龄只有两ä岁多的爱新觉罗·溥仪登基当皇帝还不足一个月。
将一个人口多达数亿、土地面积过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政权，交给一个ฐ年仅两岁多的孩子来管理，至今想来还都觉得是一件极其荒唐而滑稽的事。不过，面对这种极其荒唐而滑稽之事，我们的祖先早已探索总结出了一套行之ใ有效或行之无效的方法，那ว就是由一位或几位大人摄政或听政，代替这个ฐ孩子来行使皇帝的权力。当历史将国家政权交给爱新觉罗·溥仪这个孩子时，他的父亲载沣便义不容辞地充任了这个角色，虽然他是一个胸怀大志却行权无术之ใ人，但是因为不甘心或还对自家王朝还怀有一种幻想，所以他总是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使将倾的政权大厦稳固起来。在这位自命不凡摄政王的种种努力中，有一件事办得还是干脆利落且非常明智的，那就是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罢免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一代奸雄袁世凯。不过，手握北洋军权且善于玩弄权术的袁世凯，不仅深谙韬光养晦之ใ计，而且对于权力时机的把握几乎从未失算过。于是，中国的这段历史便围绕着袁世凯与清朝廷及已经兴起的由á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地展开了。当然，直接对王国维流寓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这时还在日本的孙中ณ山所领导的革命党，而事件的起因则ท要从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说起。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以前的十年间，清王朝已经经历了近千次饥民和国内民众武装斗争，特别ี是这年4月由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更是响亮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一个月后，当四川ษ民众组织成立“保路同志会”并起“保路运动”时，清朝廷妄图以血腥镇压来维持其无道的统治。于是，当四川总督赵尔丰于这年9月7日在总督署门前枪杀“保路同志会”的请愿会员时，一场起义新า军与朝廷的武装斗争便不可避免地生了。在这场武装ณ斗争中，使王国维真切感受到事态严重的有两件事：一是直接提携王国维进入清朝廷学部就职的学部尚书端方แ，在受命率军前往四川镇压新军途中被起义军杀死；二是王国维在上海《时务报》馆时的顾主、这时已经逃难到天津筹办《刍言报》的汪康年，当他得知四川这一严å重局势后竟然突然中风猝死。如果说当王国维得知这两ä件事时使他颇感震惊和困惑的话，那么随着整个社会局势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就不能不让他考虑自己及家人将何去何从了。
确实，随着四川ษ局势的一不可收拾，全国各地的人民简直比雨后春笋还要蓬ศ勃。特别是这年中秋节刚过的湖北武昌，一场由革命文学团体和共进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แ，于10月10日迅占领ๆ湖广总督署，随即成立军政府宣布脱离清朝廷的管理。接着，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有1้4个省宣布独立，清政府已经是土崩瓦解。大厦崩颓，势不逆转。辛亥革命的成功来得过于突然，突然连领导者孙中山还没有回国，突然得使广大民众还没能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就失去已๐经依傍了两千多年的主子——皇帝。对此，早ຉ已拥有这种根深蒂固民族习惯的中国民众，开始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流窜，起源地江南的民众向都北京方แ向逃难，而北方民众则纷纷前往江南避祸，乡村里的人们大量涌进城市，而城市中ณ的豪门则迅往乡村疏散，每个人都认为ฦ自己要去的地方是最安全稳定的。其实，这时全国各地都一样，都已经呈现出了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而随着人们毫无希望地到处乱撞，使这种无序状态变得更加混乱。
面对全国如一锅乱炖的稀粥，王国维本想返回老家浙江海ร宁暂避风潮，但这时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价格已经疯长得十分惊人，即便如此，谁要想买到เ这样一张比平时高出数十倍的船票，那也是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何况是家口众多而余资日少的王国维呢？与王国维同样愁眉不展的还有他的老朋友罗振玉，不过罗振玉的愁与王国维有所不同，他既担心自己身为清朝廷四品大员是革命党革命的对象，又为家中收藏的大批书籍和古器物而担心。所以，当罗振玉找到“学学山海ร居”与王国维共商将前往何处避难时，他显得比王国维还要急迫。然而，就在两位老友一筹莫展时，昔日跟随罗振玉在武昌农学堂和江苏师范学堂等地任教的日本友人却从东洋彼岸来了邀请的信息，其中还有日本本愿寺一位与罗振玉素昧平生的老主持大谷伯光瑞，竟派遣该寺在北京的一名僧人专门找到罗振玉，表示说他愿意将自己的一处住所交给罗振玉全家居住。
另外，不久前返回日本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共同的老朋友藤田剑峰，在临行前也极力劝说两人还是到日本暂避风潮为宜。面对日本友人的盛情邀请和善意规劝，再看看身边如鸟兽散的朝廷官员及旧日友人，特别是国内一日千里不可逆转的严峻形势，使罗振玉和王国维都感到还是先到日本暂避为好。当然，当罗振玉得到日本友人不仅为他们安排好了住所，而且还特意在京都大学为其收藏宏富的藏品及图书腾出了图书馆的消息后，这就更坚定了他先到日本避风的决心。
于是，在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11月中旬，王国维与罗振玉、罗振常及罗振玉的女婿刘大绅字季缨〈英〉，刘鹗之子四家二十多人，终于在天津乘坐上“温州丸”号日本商轮从大沽口起航前往日本神户。这时虽是初冬时节，天津大沽口的海面上已经开始结冰，但“温州丸”号千吨商轮内却有些燥热，而燥热源则是来自船内同往日本避祸的拥挤不堪的中国的官宦和富商们。当时，由于罗振玉身居高位且是日本学界极为推崇的中国国学的顶ะ级人物，所以船长竟将自己的卧舱让于罗振玉一家居住，而王国维等三家人就只能一同拥挤在货舱内。历时七天的海上航行，我们已经无法得知王国维他们是如何度过的，总之他们终于在当月27日安全抵达日本的神户码头。走出船舱时，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人都感到极为感动和意外，因为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藤田à剑峰、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内藤虎次郎和富冈深藏等教授们，竟然共同出现在了神户码头上，原来他们是专程从京都赶来迎接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的。随即，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人被日本友人安置在京都郊外吉田山下田中村预先准备好的房屋内，然后又驱车来到京都狩野直喜教授家中，接受他们夫妇早已安排的丰盛欢宴。就此，王国维和罗振玉开始了他们虽然是流寓异域的生涯，但也是他们两人学术合作最紧密、成就最辉煌的阶段。关于罗王学术合作留待下面两章详述，现在似乎有必要对王国维前往日本避风的真正动因进行解析，因为这是多年来人们揣测较多且最含混不清的一件事。
按说作为清朝廷学部一不入流的小职员王国维，他不仅不具备被革命党革命的资格，也没有罗振玉那大量珍贵藏品之忧，更没有罗振玉到日本后衣食无忧的丰厚家资，那他何以要随罗振玉一同到毫无生活保障的异域他乡日本去避什么风呢？确实，对于王国维在辛亥革命期间前往异域日本避风一事，社会上至今还留有多种揣测，诸如忠于清朝廷而不愿接受革命党人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诸如为了潜心研究和振兴中华传统国学，诸如多年来一直追随罗振玉已๐经难以舍弃，诸如接受日本友人邀请和罗振玉规劝暂避一时等等，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ว么，王国维前往日本到底处于一种什么เ样的心态呢？
其实，就像笔者在自序中说的那样，要想准确客观地评价一个人的行为，就必须将其放在那个ฐ时代的大背景中来考量，否则所有的揣测只能算是揣测，而不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科学分析。上面我们说过王国维前往日本时，中国境内已经没有一块宁静的天空，到处都处在混乱无序的混沌中，清王朝已经土崩瓦解，那些少数顽ื固派却依然在作着垂死挣扎，而革命烽火则风起云涌，其中还有像袁世凯这样的投机者也是蠢蠢欲动，多种势力的含混交织，尔虞我诈，再加上良莠不齐的新思想和新文化、新观点的恣肆泛滥，不仅使普通民众无所适从，就连朝廷诸多高级官员、革命党人和投机者也是不辨东西，更说像王国维这样不问世事的学者了。于是，在全体国民纷纷南逃北窜的形势下，诸多官员和豪门望族也都卷入到逃难的洪流中，而生存在这种状态里的王国维又能有何卓尔不群的表现和作为ฦ呢？虽然王国维在学术研究领域里常常会出人意料é地一鸣惊人，但他对生活却是一种罕见的不敏感和无能力，这一点不仅了解他的人非常清楚，即便一无所知者通过以上文字的阅读也多少会有所感受。所以，在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那种状态下时，王国维采取随大流的行为并不值得过分去讨论和探究，虽然我这种将王国维在生活上归拢于普通人行列的说法，在今天一定还会遭到那些将学术大师“异化”者的强烈反驳，但如果设身处地地替王国维想一想，他当时随大流的做法又有谁能ม避免呢？当然，如果这些习惯于将学术大师“异化”的人用“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来反问我的话，那我也只能用“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ใ乐”来回答了，虽然这种回答也许有一种巧妙或狂妄的嫌疑，但我现在确实还没有找到能回答这一问题的最合理答案。
当然，王国维的随大流应该有不同于普通民众之处，那就是他当时毕竟是已经具有前学术思想的伟大学者，学术作为他的事业已๐经融入到了他的生命之中ณ。当时，也许他还没有要拯救整个ฐ中华国学的宏大远景，但学术自觉性还是要比一般学者强烈且敏感得多的。而当时如果王国维没有随同罗振玉前往日本避风，他在国内那几年异常混乱ກ的状态下，不敢肯定地说将是一事无成，但起码不会有在日本那相对安静的环境里，与罗振玉共同创造出那么辉煌夺目的学术成就，这一点有识之士应该不会有异议吧。试想，王国维在日本几年间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主ว要是哪些方面，试想留在国内哪里能放得下他一张宁静的书桌，试想国内哪里又能为ฦ他敞开多达50่万册的图书资料和数千件珍贵的古器物，试想哪里有像罗振玉那样学识鸿博且对王国维极为器重的学术先导和同道，试想哪里又有像罗振玉及日本友人那样极力帮助王国维解除生活之忧使其能够尽可能ม地安心学究呢……面对所有这些试想，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再一次设身处地地为王国维想一想，也许以上那些无端的揣测会从脑แ海中遛走。
赶走了脑海ร里的这些无端揣测，我们才能纯净而大度地接受王国维在日本的又一次学术转向，或者明确地说是回归国学，因为王国维毕竟自幼接受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虽然他对西学曾经有过非常热切的迷恋，也曾自述过他的独学是从“专门中之专门”的西方哲学开始的，但“善自命题”的王国维每一次学术转向都获得了成功，而成功之后他又都会极为ฦ潇洒而坚定地走向另一片崭新的学术天地，几乎从来也不曾向以往挥手作别ี，这就是王国维，这就是王国维之所以成为王国维的理由，不需要任何解释，因为ฦ任何解释都将成为ฦ无用功。所以，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再纠缠在这些无用功上，还是跟随王国维的足迹徜徉在他初到异域日本的那段生活轨迹好了。
宣统三年公元19๗11年1้1月27日，这是王国维一生中第三次踏上东洋日本国的土地，更是他全家人近五年流寓异域艰难生活的开始。当然，作为ฦ一代国学大师这还是王国维回归国学的转折期，也是他学术生涯又一个辉煌期。在重点解说王国维回归国学并在国学研究领ๆ域创建辉煌之前，有必要简述其在日本期间的生活概况，虽然困顿和窘迫是生活的一个主色调，但回避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初到日本，王国维和罗振玉等都住在京都郊外吉田à山一带的田中村，罗振玉一家住在山下，王国维和罗振常、刘大绅三家住在山坡上。这是一处环境幽静、景色秀美的小山村，几家人初居一起倒也热闹，对此罗振常的女儿罗庄后来回忆说：
西京四面皆山，旧称山城国。初居田中ณ村，再移神乐่冈。其地风景幽胜，气候适中，小楼一楹，仅堪容膝，而纤尘不染，席地凭几，犹然古风。窗外山光岚气，朝晖夕阴，奇瑰不可名状。绕屋则溪流如带，日夜潺湲。比屋而居者，有刘季缨姊丈大绅，王静安姻丈国维。二家多仆媪童稚，隔篱呼应，悉作乡音，颇็不岑寂。
在这里，罗庄除了告知我们当年王国维等人初到日本田à中村时，过起了那种“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外，还透露其称呼王国维为“姻丈”这一信息。关于罗庄对王国维的这一称呼，是缘自后来即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5月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迎娶ດ罗振玉的三女罗孝纯一事，再后来罗王两人正是因为儿女姻缘之ใ故而走向了决裂，这是后话。其实，安居田中村不久王国维由á于家口众多，与几家人同住实在不太方便，便先后有过三次搬迁，最终定居在神乐冈净土寺附近的一处住所里，这里距离罗振玉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在此购地自建名为“永慕园”的别墅不远，便于两人之间交流和切磋学问。
当时，王国维确实有一个大家庭，其成员除了王国维夫妇俩人外还有四个ฐ儿子，即长子潜明、次子高明、三子贞明，以及于宣统三年公元19๗11年1月2๐9日由继室潘夫人所生的四子纪明字季耿，还有男仆冯友和女仆“钱妈”二人，如果王国维的长女明珠不是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1้月出生仅七个ฐ月而殇的话，这时王国维全家竟达八口人之多。试想，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大家庭，在异域他乡要维持近五年的正常生活，那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过，这五年间先有老朋友罗振玉每月资助100元，后又主编《国学丛刊》得每月薪水200元，另外担任《盛京时报》特邀撰稿人约定每月薪酬30่元，而这些都不是保持全家人生活稳定的长久之计。例如，最初依靠罗振玉每月资助100元，这毕竟不是王国维所愿意接受的；例如，主ว编《国学丛刊â》，这是罗振玉于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初创น刊的一份学术刊物，随后因辛亥革命而被迫停刊，在日本复刊â则是民国三年公元1914๒年时候的事了；再如，通过朋友介绍担任由日本人一宫房治郎在中国沈阳创办的《盛京时报》撰稿，那约定的每月30元报酬并没能按时支付。所以，当王国维后来返回浙江海宁祭祖时，他先想到在上海谋求一份职位，以便摆脱在日本过那种毫无定数的落魄生活。这也是后话。总而言之ใ，王国维流寓日本近五年间的生活，远没有在北京那段时期过得安逸和舒适。而正因如此，对于王国维在那种生活景况中竟然取得极为辉煌的学术成就，我们不能不表示由衷的赞赏和钦佩。于是，我们就此走进王国维在日本回归国学并创建辉煌的那段岁月，一同来体味这位国学大师顽强的治学精神和卓越的学术魅力。
其实，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人初到เ日本时，并没有想到เ会在异域他乡居住近五年之久，他们本打算只在日本暂避风潮，等国内局势平稳后便回到เ自己的祖国。所以，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刚到日本田中村安顿ู下来，罗振玉便只身一人乘船经大连返回了北京。而当他探知清王朝的覆灭只在朝夕之间，而革命成功的形势则日益明朗的消เ息后，便于十多天后又回到了日本。既然短期内回国无望，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便开始作长期流寓日本的打算，而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整理罗振玉那大批因为ฦ长途搬运已经混乱不堪的书籍和古器物资料。于是，罗振玉邀请王国维与他一起每天到京都大学图书馆清点、整理自己的那ว些藏品，经过两个人近三个ฐ月的精心整理，终于使杂乱ກ无序的藏品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分类和准确的数目。面对数量惊人的这些藏品，罗振玉和王国维都感到很震惊，因为仅仅藏书就多达五十余万册，另有古器物及其标识拓本数千件，以及上万片极为珍贵的甲â骨。这个藏品的数字，既是罗振玉第一次清楚自己藏品的家底，也是王国维第一次得知并见识罗振玉拥有如此丰富之藏品。确实，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惊叹不已的藏品数，简直就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私人图书馆和博物馆。
对于罗振玉如此丰ถ富藏品的由来，王国维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在北京那几年间，他目睹罗振玉整天东奔西忙，到处搜购珍本善籍与古器物，几乎将全部的薪水和多年创น办学社ุ、刊物所赚之财及部分家资，都投入到了古籍善本和文物的搜求中。特别是政治敏锐、学养深厚且具有很强经济意识的罗振玉，当他敏锐地意识到清朝廷即将覆灭的信息时，更是利用其在朝廷学部任职的便利大肆搜购流散民间的珍贵藏品。例如，当他得知儿女亲家刘鹗在新า疆因脑溢血猝死后，便颇具远见地接收了其收藏的数千片甲骨，随后还果断地派弟弟罗振常和女婿刘大绅即刘ถ鹗之子专程前往甲骨文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向村民收购，使其拥有的甲骨数量居世界ศ学术机构和个人收藏之，这就是随后成就“罗王之ใ学”的重要的资料积累，这还是后话。
就在王国维和罗振玉每天钻到京都图书馆整理藏品的时候，中华大地已经改朝换代，小皇帝溥仪在其父亲摄政王载沣的宣告下退位，而中华民国则在南京宣告成立，但就此中国也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混战之中ณ。国已不国，国学何存？远在异域日本流寓的王国维，以其自觉而强烈的学术意识感到自己应该回归国学，为已经被纷乱新学搅扰得濒临破碎的堂堂国学尽一份中华学者之责。确实，王国维在日本撰写《古剧脚色考》和《宋元戏曲考》这两部戏曲学术著述的过程中，已经对自己下一步的学术研究方向有所考虑，并不是人们习惯或一味引用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所标榜ึ的那样，王国维转向国学研究完全是因为罗振玉之劝导所致。众所周知，此前王国维有过多次学术转向，不仅每次学术转向都不太相关，而且每次却又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就是同时代和后世学者一致赞叹的王国维“善自命题”的学术大师的卓越非凡之处。所以，笔者主ว张我们今天在肯定罗振玉对于王国维回归国学有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和帮助的同时，最好还是不要夸大其辞或过分强调这一因素า，当然也不能抹杀罗振玉影响和帮助之ใ功。
另外，王国维回归国学更不是有些人刻意牵强的那样属于“整理国故”以怀清室，并举ะ王国维于民国元年公元19๗12年创作七言排律《颐和园词》和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创น作的《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之例为证。对此，王国维曾就自己的《颐和园词》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一事，在致信日本友人铃木虎雄时说：
《颐和园词》称奖过实，甚愧。此词于觉罗氏一族末路之ใ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命之由，及其所以得之ใ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之，然手腕尚未成熟，姑俟异日。
在这里，王国维说的很明白，他虽然对爱新觉罗氏一家之朝廷的覆灭表示关注，更对全体民众及国家的前途命运表示关切，并不是包括铃木虎雄在内的那种“怀旧”之说。至于随后的《隆裕皇太后挽歌辞》，虽然有缅怀清室皇太后之ใ意，但依然是《颐和园词》内涵的一种延续，绝对不是有些人妄自扣在王国维头上那顶“清朝遗老”帽子的噱头。其实，我们的读者只要贯通王国维诗词创作历程，特别是联系他此前创作的《咏史》二十，便不难明了王国维这两诗依然属于“咏史”系列。关于这一插曲，不多赘述，下面我们还是从王国维转向国学的第一篇著述《简牍检署考》开始，来解析其流寓日本期间所取得的辉煌国学成就吧。
第十六章
回归国学
确实，王国维回归“国学”的征途是从《简牍检署考》这一著述正式开始的。
所谓国学，泛指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如果一定要为其下一定义的话，还是借用钱剑平先生从国学大师章太炎于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๐年在上海讲授《国学概论》中的总结好了。钱剑平先生说：
章老先生把国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国学的本体，其中分为经史、经典、历史。第二部分，就是治国学的方法，其中分为ฦ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辨文学应用等等。国学作为一门学问，其涵盖的面是相当大的，所以，它归纳起来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
很显然，王国维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初春完成的《简牍检署考》，名副其实属于国学范畴的一篇著述。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篇学术著述，王国维又为什么要以它作为ฦ敲门砖来打开国学大门呢？
旨在考证中国古代书册制度演化源流的《简牍检署考》，虽然全文只有一万三千字，但王国维竟先后四次对其修改和完善，可见他对这篇学术著述用功之甚、重视之深。简即竹简，牍即木片，这两者都是中ณ国古人在纸张明之前用于书写文字的工具；检，就是用来盖护简牍的封板，相当于现在书册的封面；而署，则是封板上书写的文字记号。在考证过程中ณ，王国维不仅参阅中国历代学者所著相关之论述，相互比对，校正舛误，还参照法国和日本等学者对中国书册制度所进行的考释文章，检索其中缺漏，纠正谬误，尽量使自己对中国书册制ๆ度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随后，王国维又利用罗振玉“大云书库”中所藏在北京时从匈牙利ำ汉学家斯坦因当年于中国新า疆天山及敦煌等地盗掘所得的汉简拓片，对以上相关著述和史书中ณ关于书册制度的点滴记述进行验证，这种利用底下掘实物比照文献史料记载的治学方แ法，也就是后来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一改中国学者以往只习惯于在史籍中梳爬之习，从而开拓了中国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新途径。
另外，王国维在这篇学术著述中还次运用乾隆嘉庆学派比较科学成熟的“分类考证法”，分别对简、牍、检、署进行单独考释，再加上王国维从西学中掌握的逻辑法，使其这篇学术著述要明显比以往相关著述具有科学性。所以，当王国维刚一完成这篇著述，日本友人铃木虎雄便及时将其翻译成日文，分三期连载于由其主编的《艺文》杂志上，随即赢得了日本汉学界ศ的一致好评。而当中国学界得见这一著述时，不仅给予其高度评价，还对王国维学术转向表示关注。诸如，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罗振玉在上海拜访学界前辈沈曾植时，他就指着桌案上王国维的这篇《简牍检署考》评价说：“即此戋戋ນ小册，亦岂今世学者所能ม为。因评骘静安新著，谓如《释币》及考地理诸作，并可信今传后，毫无遗憾，推挹甚至。”而余嘉ล锡后来在其《书册制度考》中也认为：“近世王静安先生作《简牍检署考》，而后简册之ใ制大明。”由á此可见，王国维这篇著述在国学界影响之深重，同时也表明他回归国学的成功。
那么，王国维回归国学所作的第一篇著述为什么是《简牍检署考》呢？在这里，我本没有要将其与裴文中、贾兰坡掘周口店现“北京人”和建筑巨人梁思成在李庄撰写《中国建筑史》等对中ณ国人具有重大意义相类比的初衷，但如果将其放在那个ฐ时代的背景中，又不难现它们之间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ใ妙。
原来，早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就借助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雄厚的经费保障，开始潜入中国西部的新疆和甘肃一带进行“科学考察”，多年“考察”所获珍贵文物不计其数，其中就有极为罕见的两汉魏晋简牍近千枚。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当斯坦因将其在新疆天山和甘肃敦煌等地掘所得诸多文物运抵北京准备转运到英国时，王国维曾随同罗振玉等人特地前往斯坦因在北京苏州ะ胡同的居所观看。两年后，王国维与罗振玉等人又在北京看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于中国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盗卖的大量文物，其中也有多达七百余枚的极为珍贵的简牍和帛ຑ书。而这些掘于中国的汉代简牍，随后被斯坦因运回欧洲，并交由他的老师法兰西学院教授、著名汉学家沙畹进行深入研究。另外，在此之前沙畹教授已经出版了他的《纸未明前之中国书》的著述，而日本汉学家田à翰也有关于中ณ国书册制度的著述《书册装ณ潢考》问世，虽然这些著述没能详尽考释中国书册之真正源流，其中疏ຕ漏和舛误也较为明显，但他们毕竟对中ณ国书册制度方แ面的学问已经有了觉醒并取得了初步成就。所以，当王国维早在清廷学部ຖ图书编译局就职时，他便开始对中国书册制度予以留意，而随着他关于中国戏曲研究的大功告成，而今流寓日本又有了专心做学问的大块时间，以及罗振玉“大云书库”丰富藏品所的资料é保障，他终于得以完成这一著述的愿望。于是，当王国维第四次修改《简牍检署考》定稿后，曾在自注中写有这样一句话：“岁暮，闻法国沙畹教授方แ研究斯坦因所得古简牍，因复写一本遗之ใ。”第二年，这位沙畹教授将其考释中国简牍的著述未成稿也回寄给了王国维和罗振玉，其中多有采用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中之观点和论述。如今，我们已经无法确认王国维之ใ所以要将《简牍检署考》作为自己回归国学第一篇著述的真正动因，但他这种强烈而自觉的学术民族意识和学术爱国情感，我们似乎不该有丝毫怀疑的理由，这一点我想读者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与《简牍检署考》堪称姊妹篇的，还有王国维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辑成的《齐鲁封泥集存》。这年1月，罗振玉以日本友人的名义在田中村净土寺旁购买数百平方米的土地建造了一幢别墅，其中整个二楼用来存放从京都图书馆搬迁而来的那些藏品，罗振玉为其起名为ฦ“大云书库”，楼下的一间书房内并置有一大一小两张书桌，那是罗振玉和王国维日常著述做学问的地方。在这里，两位学术大师朝夕相伴，同学共进，彼此在学问上都取得了别人难以比肩的辉煌成就。在王国维所取得的诸多国学研究成果中，《齐鲁封泥集存》也许不算是得意之ใ作，但其治学途径实在值得赞叹。
所谓封泥，其实就是在捆扎简牍的丝绳两端或交叉处用黏土固定封存，并在黏土上钤๒印以备验证，而这块盖有印章的黏土就叫“封泥”。这块相当于后来火漆或现代封条的“封泥”，也有叫着“泥封”或“芝泥”的，主要随记载有重要文书的简牍而存在，一般盛行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试想，简牍本身就极易腐烂损毁，保存数量极为罕见，而封固简牍的泥块就更是难以留存了。另外，在难以留存的封泥上，一般只有寥寥几个ฐ字作为ฦ标识，没有专门知识的人是极难明了其中深意的。那么เ，王国维为什么要辑成这样一部偏门著述呢？
其实，很早就对封泥予以关注且着力收集相关资料的，并不是王国维而是罗振玉。至于罗振玉是什么เ时候知道封泥的已经无法说清，但引起他兴趣的则无疑是一位名叫刘ถ燕庭的人，根据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在四川次出土那6枚封泥所拓成的拓片。随后，罗振玉不仅搜集了诸如由吴式芬与陈介祺两位学者合作完成的中国第一部关于封泥的专著《封泥考略》10่卷等，还曾从亲家刘鹗处亲眼目睹了其收藏的百余枚封泥真品，这些都更加拨动并强化了罗振玉的学术敏感性。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当罗振玉沉浸在整理敦煌古书和殷墟甲骨文考释时，他鉴于王国维拥有深厚的历史和地理学养，便邀请他帮助整理“大云书库”中所收集的封泥拓本。毫无疑问，罗振玉不仅明白这些封泥拓本的学术价值，更清楚由“善自命题”的王国维加以整理，一定能掘出其中别ี人难以现的学术价值，这就是王国维作为具有独特眼界ศ学术大师的与众不同处。果然，王国维在将罗振玉“大云书库”所藏封泥拓本或拓片细致整理后，又对照《封泥考略๓》所录849枚汉代封泥图式，以及其他相关著述中所零星收录的封泥图式，不仅现其中ณ疏漏者很多，而且有些考释也是舛误的。于是，王国维按照《汉书》表系编次，开始对《封泥考略》所缺而“大云书库”所藏的封泥拓本和拓片，进行重新编次和整理，随后将其“付诸精印，以行于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ຖ与《封泥考略》并行于世互为补充的《齐鲁封泥集存》中，王国维以其卓越深邃的学术目光，从小小封泥中洞悉了其中价值，那就是以封泥上寥寥几字考释古代官制和古地理形态，这实在不是现今名为ฦ学者之人所能ม相望的。例如，王国维在《齐鲁封泥集存》序言中提到的他由á封泥考释出“汉诸侯王官属与汉无异”的这一结论，就很明确地解决了以往人们通过史书资料而没能ม考证确凿的问题。例如，王国维在辑成《齐鲁封泥集存》的基础上，后来还撰写了《秦郡考》、《秦都邑考》和《汉郡考》等著述，这些著述都很好地解决了关于秦汉历史和地理中ณ存在的一些疑问。对于自己้在封泥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及由此所进行的研究，王国维自己也很满意，如他在这篇序言中ณ说：
凡此数端，皆足以存一代之故，千载之覆，决聚讼之疑，正沿袭之ใ误。其于史学，裨补非鲜ຒ。若夫书迹之妙，冶铸之ใ精，千里之润，施及艺苑，则又此书之余，而无待赘言也。
诚如斯言，王国维回归国学后所编撰的《简牍检署考》和《齐鲁封泥集存》这两篇著述，不仅引领该领域学术研究之风骚，而且随后所取得的一系列国学研究成果，也是辉煌连缀，耀人眼目，例如下面将要解析的《流沙坠简》。
其实，《流沙坠简》与以上介绍的两篇著述堪称是“姊妹三花”，而这一朵“花”应该说更加芬芳隽永，耐闻耐看。说起这朵由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共同培植的隽永之“花”，其起因便来自上面提到的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和那位法国汉学家沙畹，以及由沙畹对斯坦因从中国掠回的那些汉简所进行考释写成的未刊行一书。当沙畹将其对991枚汉简考释的未刊â稿寄给罗振玉和王国维后，罗振玉立即让其第三子罗福苌对这部用法文撰写的著述予以汉译，随后与王国维一同对其进行“拜读”。细致“拜读”完这部由外国人考释中国汉简的著述后，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两位学术大师都深感遗憾，这不仅因为记载了中国汉代边郡历史且出土于中国的文物，竟然流失国外并由外国人率先撰写了考释文章，而且由á于这位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导致该著述中舛误比比皆是，这实在不能ม让罗、王这两位有着强烈学术良知的大学问家等闲视之。于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对由沙畹撰写的这部还未能ม刊行的著述重新进行考订，以还“流沙汉简”原本充满魅力的真实面貌。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1月，罗振玉和王国维分工协作，开始对沙畹所写《斯坦因在土耳其斯ั坦沙漠现的汉文文书》一书稿中ณ，所收录991枚汉简中具有诸多舛误的5๓88枚进行重新考释。历时三个多月完成的《流沙坠简》，共分三卷，罗振玉主ว要负责其中与小学、术数、方伎及残损或字迹不清简牍的考释，而王国维则专门对记述有汉代屯垦戍边军事方แ面内容的残损简牍进行考释。《流沙坠简》初名《屯戍丛残考释》，由此可见王国维所负责考释的内容，无疑是这部著述的重点。关于这部由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学术大师相识15年来次合作完成的著述之成书经过，王国维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๗25年在其《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见之ใ学问》的讲稿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
汉人木简，宋徽宗时已于陕右见之ใ。靖康之祸，为金人索之ใ而去。当光绪中叶，英印度政府所派遣之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m．Ａurelstein，访古于我国和阗khotａn，于尼雅河下流废址，得魏晋间人所书木简数十枚。嗣于光绪季年，先后于罗布淖尔东北故城，得晋初人书木简百余枚，于敦煌汉长城故址，得两汉人书木简数百枚，皆经法人沙畹教授ed．9es考释。其第一次所得，印于斯氏“和阗故迹”sａnd－ｂuriedruinsofkhotａn中。第二次所得，别为专书，于癸丑甲寅间出版。此项木简中，有古书、历日、方แ书，而其大半皆屯戍簿录，于史、地二学关系极大。癸丑冬日，沙畹教授寄其校订未印成之本于罗叔言参事，罗氏与余重加考订，并斯氏在和阗所得者，影印行世，所谓《流沙坠简》是也。
于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4月完成的这部著述中，罗振玉与王国维对中国史地两ä学所创获的主要贡献，正如罗振玉在《流沙坠简序》中所说：
乃知遗文所记，裨益甚宏。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弟，西域二道之ใ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ຖ尉由侯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事之缺遗。
试想，罗振玉以上所列几项考释，其中任何一项都对今天人们认识和了解汉代历史及相关地理有着极为ฦ重要的现实意义，何况仅在这一部著述中竟然囊括了那ว么多的创见呢？对于这样一部有着非凡意义แ的著述，王国维在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7月1้7๕日写给国内好友缪荃孙的信中也表达了自己满意的心情：
岁与蕴公即罗振玉同考释《流沙坠简》，并自行写定，殆尽三四月之力为之ใ。此事关系汉代史事极大，并观存之ใ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此。东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ๆ。考释虽草草具稿，自谓于地理上裨益最多，其余关乎ๆ制度名物者亦颇有创น获。
王国维在信中所说的“创น获”，即罗振玉在序言中所指考定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汉代设置烽燧的地理方位及相关管理人员的职责、出西域分两ä道地点不在人们习惯认为ฦ的玉门和阳关而在楼兰故城，以及魏晋长史的办公地和部尉官员相互统辖与职责等等，实在是“创获”累็累。对于这样一部伟大的著述，民国十一年公元192๐2年鲁迅在《热风·不懂的音译》中这样评价说：“中ณ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由此可见，《流沙坠简》在国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不过，当时王国维和罗振玉仅仅凭借数百枚的汉简就撰写出了这样一部不朽的伟大著述，如果王国维哪怕多活两三年的时间，从而得见在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至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间于甘肃居延地区今归属内蒙古出土的多达两万余枚的汉简时，那他将会给我们留下怎样不可思议的“创获”呢？
伟人已๐逝，叹憾ย何为？
对于王国维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竟然取得如此辉煌的诸多“创获”，许多人也许感到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我们完全不必要有此惊诧，在这里且不说王国维原本国学根底深厚，更不必强调他是一个有着非凡敏锐头脑แ的学术天才，只要简述他在民国二年公元1913๑年这一年间的读书轨迹，便不难现王国维以上“创น获”竟来自于他出常人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那么เ，王国维在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间主要阅读了哪些书呢？
对此，王国维在同年写给好友缪荃孙的信中说：“今年温经之ใ兴，将《十三经注疏》圈点一过。阮校尚称详密，而误处尚属不少。有显然谬误而不赞一辞者，有引极平常之ใ书而不参校者……”由此可见，王国维这时阅读的竟然是他少年时最不喜欢的《十三经注疏》，且对于清代大学者阮元这部ຖ流传极为广泛的校注著述，提出了自己的阅读意见。关于“十三经”，前文已有详细介绍，读者不妨翻到第二章重新า检索，便可见那可不是一部两部书，而是煌煌十三部数百卷儒家经典，而王国维也不是一目十行大略๓浏览，而是细细对其进行圈点校阅，这对于今天人们来说即便痛下宏愿而没有“悬梁刺股”之毅力和精神的话，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吧。
当然，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在这一年中并不只是精读了“十三经”原著及其注疏，例如他的日本友人狩野直喜曾记述说：“我觉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