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跟他的父亲一样，对曾经就学多年的“洞天深处”亦有一份很深的感情。他清楚记得，月光在这座优美校舍中央的粉白墙上投下竹影，四周林间则种满兰花与松树。他喜欢在迷人的竹声中读书。44另一个令乾隆难忘的地方就是于1้727年落成的“万方安和”，万方แ安和建在四周环水的一块坚固的石砖地基上，因而室内冬暖夏凉。45在秋月之下，乾隆特别着迷于字型楼宇投在湖面上的金光倒影，这让他联想到佛法金光。他后来就基于对佛恩的诚恳而把这个景点改名为“万方安和”。从这里稍微往北，就是桃花坞的所在地，这是一个ฐ幽静而宜人的隐身之处。
从这个前门往前踏进院内，立即进入眼前的是九楹宽的淡怀堂及其双排侧殿，南长河就在正殿的后面。在这座殿堂的西边就是一座差不多有40米长的十孔石桥，即跨越南长河的长春桥。过了此桥就是一座位于中央的，乃长春园内最大的，上面有很大的庭院建筑，可以比拟“九州清晏”的规模，几乎占整个长春园的一成面积。庭院内的一双主建筑是南面的含经堂和北面的蕴真斋。这个建筑群被绿山和花丛所包围，创造出一个安宁的环境，其中还有一个色彩鲜ຒ艳的牌楼，每一边都建了东、南和西三个方向的矮墙。含经堂是一座巨型的建筑，由大大小小共480座复合的建筑所组成，包括了厨房、仓库、厢房和走廊，分明是皇帝在长春园里的寝宫。乾隆视为他休憩、阅读、诵经念佛、祈求安宁，以及繁忙一天后沉思的理想所在。2
计成是公元1้7世纪来自江苏省吴江县的学者，写出为人称颂的《园冶》。在他这部ຖ划时代的论著里，第一卷就包括了《序言》、《相地》、《立基》、《兴造论》和《屋宇》等篇，第二卷的精华在《栏杆》篇，而第三卷的篇章则ท讨论如何制造门窗、墙垣，选石和掇山。全书共一万字，并附带两百多张插图来解释中国风格的标准园林，特别论述山水园林跟个别景致的精巧组合。它强调要创作主要的景观来区分每一座园林，和采取人工建设来跟周围环境协调的重要性。24目前一致认为，李诫和计成的著作在明末清初ม的时候，在制作小山丘、湖泽、建筑物和庭院，以至于树木和花卉之间的调和处理方แ面，都有助提升中国园林艺术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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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政及其运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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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内太监的总数在乾隆禅位的时候已达到เ502人，他们由á内务府委派、调动和奖惩。他们是园内最大的族群之ใ一，并且不断在增加；他们的人数于1้805年已经增加至620人，其中ณ包括88名太监主ว管和532名一般太监。13
太监是皇帝御用的忠仆，负责必要的杂务诸如清理房间、侍桌、守门和植树种花。大部分的太监必须随时听候差ๆ遣，以满足皇帝的需求。他们负责卑微而且吃重的工作，但所得月俸相对微薄，以17๕54๒年为例，他们的月俸按照ั资历计算，大约是在066到เ13两白银之间。当时1两白银的价值差不多是15美元。例外只见于极少数获得皇帝特别ี宠信的资深太监，像在皇帝ຓ书房养心殿侍候的太监头目，每个月的俸钱最多可得到7两ä白银外加7石米。14如果我们以100่0文钱兑换1两白银的话，按照乾隆晚期的物价，7两ä白银可以买到14只鹅或70只家禽。不过，一个普通太监的所得，只相当于一个ฐ中国农民的收入。15
除了太监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佛僧和道士在圆明园内生活和工作，他们的人数也随着园内扩建庙宇和道观而增加。许多僧侣和道士看来都很年轻，例如在1753๑年，乾隆意外地现有二十名男童在道观里当道士；这个ฐ意外的现使乾隆觉得园里的僧侣和道士可能过多，因此要求大幅削减。16然而，由于圆明园里特别是新建的长春园内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建筑和祭典，新落成的庙宇和道观更需要新进僧侣和道士在那ว里供职，结果是佛道人数不仅未削减，反而持续上升。
雍正皇帝于1729年第一次引进园户到圆明园，所有园户的成员都属于满洲一个旗营。他们是可靠的工人，各方面的劳务，例如有些人被安排在北远山村充当蚕户，他们于17๕6๔2年与位于万寿山脚下的织染局展出工作关系。
在园内的汉人仆役被划分为匠役，根据工作的性质分为花匠、工ื匠、木工、水手蛮子、瓦匠、搭材匠、僧道及兵丁。在圆明园内工ื作的满汉仆役人数，随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都在同步增加。长春园于1760่年完成多座大型喷水池之前，就立即聘用了3๑0名以上的花匠和工匠。园户的人数于17๕70年有6๔00人之多；17๕年之后，亦即是1้787年，又增加了67家园户住在园里面。这些园户都由园户头目监管，而头目的人数也在同一段时间里增加了18到20人。不久之后，园方แ由于园户人数的快增加，再多委任了15个ฐ头目。17๕
圆明园的日常维护既繁重又复杂。理论上，圆明园是依赖内务府的支援，但实际上圆明园有它自己独立的财源以应付不断增加的开支，其中一个财源就是征收圆明园附近土地的地租。18据报这些地租在18世纪期间，至少可以支付园内的维修之需，这个时候的圆明园财政是相当健全的。圆明园的行政部门也接受有钱人像富裕的两淮盐商之ใ现银捐献。商人黄源德于1้757年向圆明园孝敬了10่0万两白银。1้9有些钱显然是园方从盐商获利甚丰的生意中所得到的利息。20
当乾隆在18世纪末龙御归天的时候，圆明园的财政仍未有吃紧的迹象。事实上，刚登基不久ื的嘉庆皇帝于1799年的2月，现圆明园的账册里尚有693290两ä白银的盈余，这个ฐ数目还没有把铜钱算进去。当时1两ä白银相当于138๖8美元，所以圆明园的结余大约是9๗627美元。乾隆一生在圆明园花了巨额金钱，居然还有这个盈余数字，当然让人印象深刻๑。乾隆在1794年到1799年的五年里透支了44๒8582两白银，大约是62273๑2美元。21如果乾隆活得更长的话，他会耗掉园里所有的盈余。
嘉庆采取财政上的预ไ防措施，调动1้0่万两白银到获利甚丰的两淮盐局去赚取利息。富裕的盐局给他的果然不只是可观的利润，而且还赠送窗框等珍贵物资去美化圆明园。园内的许多窗户的框格，夏天是以纸糊或竹子制作，冬天就换上以毛皮做的帘子。22๐嘉庆皇帝虽不像他的父亲那样挥霍，但他仍然需要巨额的金钱来维持园内的运作，以及保持它的体面。更何况嘉庆要在1772年就已๐并入圆明园而尚未多有兴建的绮春园，花上大量金钱。绮春园的营造于1809年达到巅å峰，因为在这一年内，有17๕3๑间厢房、260条廊道、6๔座亭子和2座精美的牌楼完工ื，总共花费了3๑775331้两白银。23嘉庆最后给绮春园命名了三十景。
嘉庆在位期间，圆明园并没有出现财政困难。就在1815年的上半年，也就是在极其失败的阿美士德使节团访华之后，嘉庆在园内的工程上花了四万两白银。没有一幢新า建筑由于缺钱而进度落后，每当一座新殿堂或楼阁完工ื时，来自热心官员们的丰盛礼物也不会缺少，他们经常奉献可以用作装潢的珍贵檀香木料。24在1819๗年，也就是嘉庆六十大寿的那ว一年，圆明园的行政部门仍然可以负担一场盛会，铺张的程度足可媲美嘉庆父祖辈们的寿辰庆典。2๐5
继承嘉庆的道光皇帝有谨慎、仁慈和俭朴的美誉；26不过就圆明园而言，他仍然维持用一大笔预算去花费。他于登基后没多久的1824๒年现在圆明园的财政里，有一笔结余；不过，这笔结余并不实在，因为很多不足的差额都已๐由各级政府机关抵付。例如广储司有一次向圆明园挹注五万两白银作为储备。27很清楚可以看到，单靠内务府已不能够给圆明园供应充裕的资金。虽然如此，道光并没有终止园内工ื程的打算。最让人瞩目的是，他在1830่年花了巨资完成著名的“慎德堂”，一座位于九州的新寝宫。这座慎德堂于1836年1้0月4日被一场大火烧毁了三幢建筑，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修复了所有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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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政及其运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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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的行政管理部门在处理日常事务上，并不会比其他重要的政府部门更有效率。让皇帝和皇室成员在园里居住时感到舒适，必然是最优先的关注，日常事务更是非常琐细繁重。除了管理财政和监督工ื程之外，还要负责给新完工的建筑物取名和维护园内的设施ๅ。加强园里的安全、调查事故，以及把各种文件归档也是职责所在。行政管理部门也要负责执行礼ึ仪，例如规定内外官员应如何表达谢主隆恩。圆明园兼并了绮春园和长春园之后，立刻碰到เ来自万泉河的淡水供应不足问题。园里的主事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着手进行新水道工程的计划，把位于玉泉山下的大蓄水池─昆明湖─的水引进园里。29
在所有行政管理的任务当中，以工ื程的监督最为劳累，因为园内的工程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园里的很多主事者确实都要承受这份负担。他们要看管财务的运作、监督工人，以及签收之前核查所负责的项目，每一项ำ都是冗长而难以确定的程序。园工之ใ重要导致一个ฐ名叫“督催所”的特殊机关创น立，以便监控所有送到园内的文件和准时递交清算好的账目之手续。既定的规定是，任何过一千两白银的账目都要在一个ฐ月内清算，过一万两白银的账目要在两个月内清算，更大金额的账目要在三个月内清算。这个机关要求所有的申请表、清单和账目都先向其办公室登记，以确保在期限之前能完成清算的工作。30
圆明园的行政管理层亦有其自己的销算房去估算支出。举例来说，这个部ຖ门在执行一项工程时，有责任在十天之内决定金额和材料两大项目的估价，然后把结果送到เ督催所做登记。3๑1假设工程密集的话，这个部ຖ门的工ื作量就会增加至难以负荷的程度，所以1777年就制ๆ订了一个简化程序的办法。此后，只需要一个计划经过档房送到督催所，也就是说在议定具体事情之前不必到督催所去登记。遇到紧急情况时，申ã请人可以提出由自己签署的计划，同时办理必需的官府手续。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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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内的器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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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皿库旨在保持园内物质供应线的畅ม通。库中储存了大量可以用在日常琐事上的供应品，包括纸张、扫帚、蜡烛、灯笼和火药等小物品。供应品的申请无论数量或质量，都必须要事先得到批准，才可以取得；不过，很少会不被批准。例如在17๕52๐年这一年中，档房从器皿库那里取得6300张纸、6๔0枝毛笔和16盎司约454๒克的墨。同一年，大宫门取得270把大小不同的扫帚、2๐7๕个畚箕和13枝大大小小的鸡毛掸子。在文源阁完工之前，就已经需要6๔2把扫帚、2๐5枝掸子、42个畚箕和50่码约46米的布。在“鸿慈永祜”里的“安佑宫”，每天要消耗6๔5磅约295公斤的木炭和13磅约59公斤的木柴，以确保所有茶壶的温暖。3๑3这些少数例子透露出，供应圆明园内好几百个单位，消耗的物品数量是极其惊人的。乾ດ隆皇帝曾注意到过多的日常供应品，甚至浪费，他因而于1้757๕年指示，要适度减少分配到圆明园内各处的煤炭和木柴。34
圆明园的行政管理部门毫无疑问十分认真对待园内的安全措施ๅ，防火这一项ำ就是最重要的安全措施之一，因为园内的建筑物大都是木造的。光是长春园一处就配备了75个ฐ巨型的激桶作为灭火之ใ用。每年春秋两季固定要举行认真的救火演练。35然而，尽管安全措施非常严密，火灾意外仍然不时会生。36
不让没有得到许可的人接近圆明园也是这座皇家宫苑必要的安全措施，所有在园里生活的人因而都要受到严密的控制。内务府任命的总管太监，在他园内的办公室里保留一份所有园内人员的个人档案资料，包括每一个在圆明园内生活和工ื作者的外貌特征，这些措施很明显是要防止陌生人或未经许可的人潜入园内。当来自各省的贡品送至园内的时候，在贡品获得批准通过河道到达指定陈列的地方之前，总管太监的职责是要先对所有贡品做彻底的检查。37
在1749年一个平常日子里，乾隆从他的御舟上岸时，巧遇一名司法官员和他的一群亲属在一起，但亲属是不应该在禁地出现的。这个安全疏ຕ失被乾隆看到，让维护安全的人员极为难堪。圆明园的行政管理部门就在第二天规定：除了少数极有威望的亲王和大臣可以获准携带两ä名随从之外，其他人等都不能ม有这项特权。园方แ请进来工作的一般百姓，诸如农民、工匠和大夫，都要预先呈报他们的姓名，以便做最细密的检查。这些人进入园内之前，都先要在大门口集合，并接受点名。38๖
内务府于1752年又实行两项ำ特别的措施来加强园内的安全：第一，即使皇帝ຓ不在园内，也要定期执行彻底的检查工作；第二，启动一项ำ户口清理计划，以彻查园内未经授权顶ะ替或冒充园户的人。结果，查出的非法居留者，以及那ว些内务府认为年老、无用、不可靠或狡猾的人，全都被立即驱逐出园。3๑9
为了进一步改善园内的安全，所有住在里面的人从1757年开始都必须随身带着标示身份的腰牌，类似今天的身份证。每一个人不管是进入或离开圆明园，都要接受彻底的搜查，这通常由太监来负责。对来客的管制也加紧了，规定任何一个ฐ来客都必须要从圆明园的同一个大门进出，尔后来客的行踪可以精确地汇报。严格禁止冒名顶替在园里生活和工作，类似欺诈行为将遭受最严厉的惩罚。40
圆明园的行政管理结构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型社ุ会。尽管在理论上圆明园是用来服侍天子一人，但每天要确保尽可能最好侍候是极为重大的事。圆明园烦琐的社会机能ม有条不紊ฐ地运作，就是靠着扮演不同角色的数千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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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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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园林最关切的既然是安全问题，所以圆明园里绝不能ม容忍任何犯罪行为，即使琐碎细微的罪行，也要遭受到严厉的惩罚。内务府指派资深官员组成无定额小组掌握检控和判ศ刑事务。他们希望防止园里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但如果有人违反规定或犯了重大过错，他们就会积极而认真地追查案子和施以严厉的惩罚，以维护圆明园的绝对安全。现有的资料显示，在圆明园一百五十年的历史里，不曾生过像杀人和抢劫那种暴力罪行。
事实上，任何人在园里违反法规，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甚至在没有批准之下擅自进出圆明园，也会被视为一种犯罪，必须受到惩罚。
例如在1774๒年，当一个在长春园的西洋楼ä工作、名叫二格的满洲男孩正要爬墙外出时，被一名巡逻兵捉到。双方的供词都有记录在案。这名男孩供称：他想要从圆明园逃走，因为他上次外出回来时迟到，受到主管狠毒的笞杖，一再用同样严厉的惩罚来威胁他。长春园的总管太监，也就是监督男孩的主管，现这名男孩之ใ所以惹了这个麻烦，是因为难以管教和懒惰。最初男孩因为没有得到批准就擅自离开圆明园而破坏法规，被鞭打了三十下；可是，在受罚之后不到เ两天，他又从圆明园潜逃出去。在他回园之前，他的直属主管陈进忠在所有通往北京的路上找他。这名男孩此次不成功的意图越墙逃跑，显然是因为害怕屡犯而遭到更严å厉的惩罚。
这宗逃跑事件的调查，经过负责的官员在内务府结案之后，就奏报给乾隆皇帝。建议的惩罚是根据大清律例，规定攀爬皇城的城墙可定重罪。尽管认识到因迟到而杖打有点武断，但不会因为违规者年纪太轻而给予任何怜悯，皇帝和他的内务府显然拒绝以宽大来换取安全。因此，这名满洲男ç孩在被流放到千里以外之前，先接受让人吃惊的一百大板重罚。不过，由于他是满族，可以戴两个月的枷锁来替代流放。这个惩罚案最后经皇帝御批后执行。41这个案例可以反映出，像潜逃之类是严å重的罪行，必须要接受非常严厉的处分。在美丽的圆明园背后，无疑存在酷刑，这都是为了严格执行保安工作而必须ี付出的人权代价。
许多无心之失，都会受到เ惩罚。乾隆于17๕44年，看到太监刘玉坐在栏杆上，认为这是极为无礼ึ的举动，就把他交给其主管，责以四十大板。在同一天，一名太监在当班的时候偷睡，也受到同样的惩罚。42苑丞常贵于17๕70年的夏天，因为“谐奇趣”的喷水池水位比往常低了15英寸约38厘米到2英寸约5๓1厘米被指责，并要前往内务府就此应答。苑丞明德和庆德于1773年，为大宫门失去零头布和栅栏而负责，由于他们两人在巡查时的大意，而被罚六个月的俸银。在1779年的夏天，好几名苑丞因为池塘里的莲花太少、太稀疏而遭到责罚，他们被指控不适当地培植莲花和浪费公帑等过失，他们每个人都被罚俸三到六个月。福长安和金简这两个在圆明园里工作的内务府大臣于1787年因为在“山高水长”施放烟火期间，点亮灯墩的时间落后预定程序，而遭到严厉的惩戒。而17๕9๗6这一年，由于年迈的乾隆皇帝不满烟火平淡无奇和没有新花样，责令那ว些负责采购烟火的官员要归还所有烟火的费用，并被罚停止放三到十二个ฐ月的俸银作为惩罚。43
在圆明园里种田的佃户并不是作为点缀之用，他们必须要跟国内其他的佃农一样，勤奋劳动。因此，当1787年春天，农田上的麦子显然因播种工ื作粗心大意而呈现杂乱和不足的现象时，内务府就立即谴责负责主管之疏于监督农田和教导佃农，结果苑丞长福和他的副手们每人都因疏于职守而被罚一年的俸银；至于他们的上司员外郎祥瑞也因此被罚半年的俸银。在17๕97年秋天，圆明园的麦子收成不好也引起园里高层的注意，并立即着手调查此事。当调查的结果是人为疏懒โ造成麦子收成不好的成分多于天气因素时，麦田的三个ฐ主管每人都被罚三个月的俸银，麦田à村的头目丁永则受到เ最严厉的处罚，他被重打三十大板。44
即使是无心之ใ失，只要是生在圆明园之内，都会受到相当严厉的惩罚。1้790่年的4月19日生的一件案子可以说明这一点。那一天根据和的奏报，有一班贝子和格格在横渡福海到“广育宫”参拜的时候，为暴风和大浪ฐ所惊吓。和指责陪伴在这些贝子和格格身边的总管太监刘秉忠和萧云鹏，不能ม在暴风天事先防止这一趟惊险的轮渡，以至于无意识地危害到贝子和格格们的安全。和认为更不可原谅的是，负责皇族安全的太监们，居然没有想到因天气不佳而把行程改为陆路。
内务府报告没有任何人在这次事件中溺毙或受伤；虽然如此，根据和的奏报，包括刘秉忠和萧云鹏这两名太监在内，以及龙艇上的船长和水手们，都受到เ两年俸银的重罚，而这项惩罚最后得到皇帝御批后执行。最让人惊讶的是，三名负责领航龙艇的太监遭受最严苛的惩罚，不管他们是否遵守命令或自作主张，每一个人都遭到毒打，然而却没有人问，这些皇室成员自己到底是否要负些责任。这种惩罚揭示了在帝王制度之下的司法本质；不过，皇帝ຓ为了表示他的仁爱宽厚，最后将上述受罚者的刑责减半。4๒5
在圆明园的管辖范围之ใ内，轻微的犯罪行为像偷窃之ใ类，时有生。例如在1757๕这一年，园里的管理部门收到เ这样一个ฐ报告：一个名叫酆四的男子潜入勤政殿偷走了几件玉器。46尽管这件案子看起来无关紧要，但给禁地的安全漏洞敲响了警钟，唤醒了内务府要加强遵守安全措施守则的重要性。于是，每一个住在园里的人，除了需要向主管单位登记他们的年纪和画像之外，还要随时携带辨识身份的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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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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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偷窃事件也促使主事者起另一回查核园户的计划，却不料现园户里仍然有相当数量的黑户。特别调查小组的指挥吉庆估计在“西峰秀色”工作的人里面，十个ฐ人中有八个ฐ冒用其他工人的身份。若全部计算在内，圆明园及其附园里所列园户1314๒人当中，有1้44名工人是没有获得许可的。现在禁地之内有约一成的非法住户，肯定让负责安全的官员十分难堪。补救的措施包括立即驱逐所有未经许可的黑户，并对那些违反规定、允许未经授权的人住进园里的违法者，不论是什么原因，一律重责一百大板。有几名太监也因为这件事而遭到不同的惩处，因为他们没有尽职去小心查核园户。47
圆明园里的窃案大部分都是内贼所为，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奉三无私殿”的楼ä房突然于1้764๒年农历五月五日的龙舟节起火。当火势被扑灭之后，隶属紫碧山房、协助救火的太监王进福挖开灰烬时，现大约113两白银。与他同事的崔文贵太监指认他偷窃，主事者因而严肃地处理这件事。这个ฐ太监并无同谋，最让内务府感到不解的是，他居然在灾难生时，趁火打劫。不仅仅由于偷窃，更由于居心叵测，这名太监遭受不寻常的处分：他被配到偏远的黑龙江地区为奴。4๒8
当清朝的国势在19世纪每况愈下时，圆明园里的偷窃也变得更为猖狂。内务府的183๑2年记录显示，一个在安澜园工作的名叫王得顺的太监于道光年间，闯入库房，偷去14种毛线并拿到北京闹区典当。更严重的是，他的主管张进贵隐瞒了这件事。当事情被揭后，这两个太监双双被移送至内务府审问。偷窃和隐瞒暴露了在宫苑里工作的为数众多的太监们之ใ纪律松弛。据报，1837年有五个被分配到เ圆明园工ื程处的太监，被人现偷偷地在溪中抓鱼，证实了纪律的废弛。到了第二年，一名64岁来自台湾的老太监郭耀胆敢在园里到处宣扬灾异和预ไ言，这是绝对禁止的，以防因谣言而引起慌乱。49
圆明园的权力中心十分关切这些案件，因为太监在园里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日日与皇帝及其皇室成员接触，然而他们却不再严格遵守规定。太监违法经常要遭受比一般人更严厉的惩罚，诸如承受鞭打、监禁和流放到满洲边疆ຆ为奴等，因此他们在工作时偷懒、玩忽职守，甚至偷窃，就特别让人感到是不好的征兆。警惕和勤勉的消เ失，引了圆明园焚毁前夕园内安全和有效运作的问题。
在圆明园里最经常触犯的“罪”，莫过于与营建相关的违规，最常见到的就是工作进度的落后。例如在1764年，两ä名分别叫做森玉笏和阿的营造商无法在园里指定的位置赶上进度，他们辩称，进度落后是因为要优先完成奉三无私殿的工作。虽说如此，内务府总管大臣三和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辩解，并视之为ฦ疏忽职守的托词。这两个营造商在压力之下，就马马虎虎地匆匆完工。结果三和要求他们自掏腰包把这些工程重新再作一次，员外郎查尔泰和苑副五十四还有笔帖式舒通每人都被罚一年俸银。甚至连三和自己也以本身疏于监督的罪名向乾ດ隆皇帝谢罪，虽然乾隆宽恕了三和但惩罚了他所奏请处分的人。50
有关工程质量的案例，多半由工ื程监督人负责。“上下天光”于1771้年被现有工程瑕疵，有些从桥上连接到六角形亭子的栏杆不够垂直，负责监督的官员苑丞征瑞和苑副阿尔邦ะ阿为此负责。他们每人遭打四十大板和被罚六个月的俸银，之所以要责打是因为这些瑕疵可能ม构成安全上的问题，因而连他们的主ว管副都统和尔经额，也被罚三个月的俸银。尔后，在同一年，舍卫城内部楼阁柱子上的油漆，自十年前即1้7๕60年上漆之后，不断剥落和龟裂。五个负责上漆的人之ใ中，有三个人已๐经去世，而其他两ä个人也早已离开圆明园。由于找不到เ人来受罚，因此罚责就落在内务府总管大臣三和身上，他和助手副都统五福每人因为疏忽职守的罪名，而被罚了三个月的俸银。51
“方壶胜境”于1770年现十年前价值12๐418两白银的亮丽彩画，正在以令人忧心的度退色。因此当时负责这项ำ特定工程的官员苑丞陆金以及苑副阿尔邦阿都受到责罚，他们各自要缴纳相当于半年的俸银作为罚金。内务府总管大臣三和也因为这件事而受到牵连，他必须要分担这项昂贵工程处理不当的后果，缴纳了相当于三个月俸银的罚金。52不久三和于1771้年因为粗心大意，以柏木代替松木作为双鹤斋的建材，因此又再一次被罚了三个月的俸银。53后来于177๕6年，文源阁前门的墙壁因为偷工减料而出现裂痕，负责这项工程的副都统和尔经额，以及其他包括征瑞在内的三名高层的园务主管都遭到เ降级处分。54
对园务的主管来说，故意浮报建材价格和挪用公款等滥权行为是相当严重的罪行。55例如在17๕69年，园务主ว管苑副吉荣因为在“鱼跃鸢飞”的彩绘工程的估价当中ณ浮报了将近一成大约136两白银而被定罪；在定罪之ใ后，吉荣遭责打五十大板并失去职位。56在177๕0่年的春天，员外郎五保和他的手下因为在进行圆明园内至少十个地点的营建工程时，侵吞了1330英尺的珍贵楠木而被定罪，五保被革职并下狱成为囚犯。57
正值多事之秋的咸丰皇帝下诏罪己，可说是一种既特殊又独特的处罚。他在1852年，为了惩处自己而取消在圆明园里定居，因为他觉得不好意思在太平天国运动之际园居取乐。虽然如此，他的自我处分并没有维持太久。咸丰于18๖54年的春天又回到圆明园来欣赏花季。最初，他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反对咸丰重返圆明园的决定；这位侍郎表现出他的勇气，但亦因而遭到失宠的处罚。不过，王茂荫的谏言未能迎合上意所得到的后果，并没有吓退其他官员继续冒言直谏。御史薛鸣皋提醒皇上，御驾重返圆明园定居需要相当可观的维修费用，这些花费在当前艰难时刻๑将难以负担。咸丰为此不悦，辩称他并没有要在圆明园内寻欢享乐的意图，而是宜人的园林环境有助于他在危难之时好好地处理政务。再说，他离开圆明园之久，甚于任何一位先皇。他因此希望臣民能够明白他专心平乱之志，并希望他们看到他的政绩而不是以他居住的地方来做评断ษ。咸丰将重返圆明园居住的行为合理化之后，立即摈斥ม这位御史指责他耽于逸乐。错怪皇帝ຓ，将是一件严重的罪行，这位御史后来被指控为侮蔑圣上以博取清名和美誉。他的禄位虽保，但也因此而遭受审问和惩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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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火灾之人，即使是无心之失，也会被彻底调查并追究责任。蓄意纵火在圆明园内虽然很少生，但却被视为最严å重的罪行之一，甚至在防火和救火上表现稍微不够机敏也要受罚。在1756年2月就有一班太监，因为在“春宇舒和”值班没几天就意外地两度生火灾而遭受严惩。在审查中判ศ定，太监杨明在打扫这座避暑楼ä阁的二楼时吸烟，遂被推断ษ为引起火灾的原因，这个太监因而被配到黑龙江附近的满洲边陲为奴。太监曹玉善则因为ฦ跟杨明同在二楼，却未能在值班时阻止他吸烟，也同时遭到เ流放，只不过流放的地方没有那么艰苦。这两个太监的主管杨进朝也被指疏忽职守，因而被判戴上枷锁两个月、鞭打一百下，然后去做苦工。更高位阶的总管太监李玉与陈进忠每人缴相当于一年俸银的罚款，以分担这次起火事件的责任。当天晚上起火的时候，两个平时在现场的工ื人临时被调派到เ别ี的地方，因为不在现场而被宽恕。5๓9这些案例显示集体负责与受罚的事实，足以强调火灾的严重性。
过一个世纪的小心火烛之后，圆明园最终在1860年被焚毁。这座帝王宫苑在侵略者的怒火和蛮横之下屈服。纵火者是战胜的敌人，无论帝都或宫苑都只好任由他们的摆布。包括亲王载垣在内的多位负责守护圆明园的大臣，莫不为宫苑成为炼狱而自请降罪，但咸丰皇帝宽恕了他们。咸丰必定从心底里认为，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应受责罚。最后，他选择了一个ฐ维护颜面与避免尴尬的解决办法，就是褫夺部分官员的荣衔但仍然保留他们的职衔。60่结果是没有人因为火烧圆明园而受到任何严厉的惩处。
严重烧毁的圆明园，尽管得到เ严密的监管，但已经变得难于守卫。位于福海中央的蓬瑶台，虽逃过1860年的劫难，却突然在1870年8月21้日起火。守卫虽然于当晚就注意到เ火苗窜出，并立即向园里的太监领汇报，但救火的努力受阻于缺乏跨越大湖救火的设备，以至于缓不济急。结果是：这座湖中宫殿虽逃过当年的劫难，但仍然在十年之后毁于祝融。太监领和守卫者被指责未能在第一时间做出足够的防火措施，之后又没有尽力灭火，他们不是被褫夺职衔，就是杖责或同时接受两ä种惩罚。后来成为ฦ圆明园总领的董福，也为这场不寻常的火灾缴了相当于他三个月俸银的罚款。61้
随着时光的消逝，迅破落中的圆明园不断ษ有缺口让外人在没有得到准许的情况下进入，阻止闯入者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无数的窃贼轻易地穿过残破的城墙而入。例如在186๔1年6月13๑日，就捉住一个ฐ名叫米老尔的窃贼，当时他潜入西洋楼ä正在偷取青铜、器具和炉子。62
同治在位期间的1862年1月24日，新成立的总理衙门处理跟西方แ有关事务的机构向朝廷奏报，有一名外国人未经许可就偷偷地攀越福缘门进入圆明园。他被一名正在房间检查书籍的当值太监现。这名被捕的外国人叫张勉行，大概ฐ就是德国人奥尔莫ernstohlmer，1847๕—1927的中文名字。任职于天津中国海关的奥尔莫，以不知道规定而声称无辜，不用说他还受治外法权的保护。总理衙门的大清官员以这名外国人实际上没有偷取任何东西而适时地宽恕了他，就这样轻易地免谈私闯禁地的刑责。但在另一边，这些负责守卫宫苑的太监却担心受到惩罚，并煞费苦心地向内务府解释，他们虽尽了全力，也无法阻止这个外人闯入。这宗事件进一步证明守卫这座废弛宫苑的困难度。清廷当局也透过总理衙门知会了在北京的四个公使馆，声明圆明园仍然是禁绝任何游客的御园。63但不管怎样，大量的记录显示，从1้861年到1้871年这十年期间，窃贼和私闯者从未间断ษ过，之后的情况更是不断恶化。
最棘手的问题，乃是由á内务府委任去看管圆明园的人监守自盗。例如在1861年的5月里，太监岳成高和韩得寿从圆明园偷运了一些黄铜制ๆ品去牟利。除了太监，满洲旗人和之前的园户成员都熟悉进入圆明园的途径，这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进入园里偷东西和撤离。他们偶然也会被捉到，例如在18๖63年的6月，两ä个名叫管三与何安瑞的满族前园户成员，就从紫碧山房偷走了几十件玉器。他们供认，潜入这座熟悉的山庄偷取贵重的玉器，然后到附近的古董店变卖。贫穷不能成为借口，他们被定罪后就送到牢房去，没多久就病死在牢里。不过，他们供出来的同伙，因为缺乏证据而脱罪。64
很多贫困的满洲旗人，因为曾经在圆明园居住和工作过，所以知道哪里可以找到เ值钱的东西。根据记载，匠役鲁雨子跟其他12人，在1866年1月25日利ำ用黑夜作为ฦ掩护，越过绮春园的北面城墙，经由á下水道进入河神庙偷走了19尊大大小小的青铜佛像，并把佛像打烂，当做黄铜碎片卖给一家在海淀ຖ区的店铺。65
大概半年之后，在186๔6年7月20่日的一个晚上，前园户成员李三生在芮桂子和李小二这两个ฐ帮手的陪同下，经由一道水闸回到圆明园，他们从桥上拿走四块厚木板，然后到北京城北的德胜门市集卖钱。不过，当他们在7๕月21日晚上再回到เ园里来偷东西时，李三生被总管太监董福当场抓住，而他的两个伙伴却逃之夭夭。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