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温度、气候有关吗？在研究艺术史时，的确会现追求阳光的画派，如印象派，很多画作都是感官的描绘，他追求的是一种感觉；可是在寒冷的北国，比如法兰德斯画派，就是非常冷静理性的观看，用眼睛分解、分析所有的物件，把物体化成一个非常精准的形式。
就像司马迁谈到เ侠这个主题时，说：侠以武犯禁，握有武器或以武力干犯禁忌的人叫侠，所以政府怕侠，秦汉之际，中ณ央政府大力消灭的就是侠客。有人认为中国九流十家中，被消除得最乾净的一派就是墨家，墨家就是侠的前身，因为墨子是一个打抱不平的人，他创น立的是一个ฐ替天行道的流派，一个ฐ劫富济贫的流派，墨派变成侠最重要的来源。
我觉得这是托尔斯ั泰最了不起的作品，他让我们看到เ革命是对自己的革命，他所要颠覆的不是外在的体制或阶级，而是颠覆内在的道德不安感。
所以我说孤独是一种福气，怕孤独的人就会寂寞，愈是不想处于孤独的状态，愈是去碰触人然后放弃，反而会错失两千年来你寻寻觅觅的另一半。有时候我会站在忠孝东路边，看着人来人往，觉得城市比沙漠还要荒凉，每个ฐ人都靠得那ว么近，但完全不知彼此的心事，与孤独处在一种完全对立的位置，那ว是寂寞。
自序
这是我一个ฐ朋友的故事。我的大学同学告诉我，她有一天跟先生闹得不愉快，想出走，可是站在忠孝东路站好久，现没有地方แ可去。
我想，她不是真的无处可去，而是她没办法理直气壮地告诉任何人，她可以出走，因为她没有任何信仰支持她这么เ做，因为当一个人的自我长期消失了三、四十年之后，怎么也找不回来了。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篇会用第一人称，而且是写一个中年妇人，我的想法是能够设身处地去写这么一个ฐ人，假如我是一个这样的女性，我的顾虑会是什么？我自己是一个说走就走的人，随时包包一收就飞到เ欧洲去了，我无法想像我的母亲一辈子都没做过这样的事，甚至连独自出走一天都无法完成。伦理对她是保护还是牢笼？这又是另一个两ä难的问题。
她有没有一个去寻找自我的机会？我们从来不敢去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拿这个问题问父母的话，我相信她会哭，她会吓一跳。
我有一个学生，在国外住很久了，每隔几年会回来探望在中南部的父母。他的母亲不打电话则已，打给他就是抱怨他的父亲，爱赌博、把积蓄拿去炒股票都没有了‥‥他的记忆里，从小开始，母亲就一直在抱怨爸爸。后来，他到เ国外去，再回国时，一样听他母亲抱怨，抱怨到最后就是哭，然后说：我受不了了，我没办法再跟他生活下去。这些话一再重复，重复到เ我这个朋友也受不了，他就跟母亲说：好，我明天就带你去办离婚。结果母亲哭得更大声，很生气地骂他：你这不孝的孩子，怎么可以说这种话？怎么可以这样做？这就是伦理的纠缠，她无法把离婚这个行为合理化，只能抱怨，不停地抱怨，把抱怨变成伦理的一部分。她认同了抱怨的角色，她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扮演这个角色。你看电视剧里那些婆婆、媳妇的角色，不也都是如此？这种剧情总是卖点，代表了伦理孤独里那个潜意识的结一直存在，而且大部分是女性。
所以她会选择哭、选择抱怨，她拒绝思维；如果她开始思维，她不会哭的，她会想怎么解决问题？可是她选择哭，表示她只是想泄情绪而已。
孤独的同义词是出走，从群体、类别ี、规范里走出去，需要对自我很诚实，也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才能走到群众外围，回看自身处境。
今天若有个ฐ女性说：我没有结婚啊，我没有丈夫，只有一个孩子。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外，她还需要体制ๆ的支持，才能够做这件事。
台湾的确处于转型的时刻๑，使我们在面对各种现象时，可以去进行思维，如果我们可以不那么เ快下结论的话，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厘清伦理孤独的状态。
心理上的失踪
我这个ฐ中年妇人出走到巷子口，又回家了，她继续关在公寓里，继续听每一家的钥匙怎么打开，怎么关门。
有一次我和张玉霞聊天时，提到เ她很讨厌住在四楼B的刘老师。张玉霞说，他很爱孩子唉！有几次我和娃娃一起，遇见了他，他就放慢脚步，跟娃ใ娃微笑。但是这个我还是觉得刘老师很怪异，身上有一种近于肉类或蔬菜在冬天慢慢萎缩变黄脱水的气味。
这个单身的刘ถ老师，从小学退休之后，常常在垃圾堆里捡人家丢掉的洋娃娃，有一次在楼梯间刚好遇到第一人称的我，他拿着一个破损的洋娃娃头，向我展示，说这洋娃娃的眼睛还会眨。刘老师经常捡一些破损的洋娃娃ใ头、手、脚๐回来，放在黑色的木柜里，而这件事就和社会事件中频频๗生的儿童失踪案连结在一起。
失踪不一定是具体的失踪，可能是心理上的失踪。如果你有看过法国现实导演布纽尔luisBunuel的作品《自由的幻影》lefantomedelaທliberte，里面有一段以现实的手法，处理儿童失踪。那一段是老师在课堂上点名，点到了alice，aທlice也喊了有，可是老师却说她失踪了，马上通知家长来。她的父母到了学校，alice说：我在这里。但爸爸妈妈说：嘘，不要讲话。然后转头问老师：她怎么会失踪？失踪在电影里变成了另一种现象，其实人在，你却觉得他不在。
例如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他们躺在同一张床上，对彼此而言却是失踪的状态。我们一直觉得被绑架才叫失踪，可是如果你从不在意一个人，那么那个人对你而言，不也是失踪了。
电å影启了我把失踪转向一个心理的状态，表示失踪的人在别ี人心里消失了，没有一点具体的重量。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单亲妈妈，孩子很小的时候，她的工作正忙，晚上应酬也很多，她没有太多时间陪小孩，就让小孩挂串ธ钥匙上下学。她也很心疼小孩，却没办法陪伴她，又很担心孩子被绑架，所以她就在每天晚上回家时，孩子己经写完功课准备要睡了，她硬拉着小孩一起练习各种被绑架的逃脱术。有一次，她就在我面前表演，戴上绑匪的帽子、口罩，让孩子练习逃脱。
当时我觉得好可怕，就像军队的震撼教育一样，可是让我更震撼的是，这个城市的父母都已经被儿童绑架事件惊吓到觉得孩子都不在了，孩子明明在她面前，却觉得她已经失踪了。
朋友的故事变成里，张玉霞和孩子娃ใ娃每天晚上的特别训练。而住在三楼的这个我，每天晚上就会听到各种乒乒乓乓๑的声音。
爱成了寄托，丧失了自我
这个公寓里最大的寂寞者－－我，因为没办法出走，就把生命寄托在儿子身上，所以她生活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收到儿子诗承寄来的信时，拿着红笔勾出重点，她每读一次，就觉得还有重点没昼到，再画ฑ一次。他的儿子读法律，寄来的信很少问候父母，都是摘录一些中文报纸上的新า闻，有一次提到了儿童失踪案，引起了我的兴趣，她开始搜集报纸上的报导，准备要寄给儿子。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这个中年妇女，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居住在遥远美国的儿子身上，他所关心的事情，就变成她关心的事情。
－－当我们在伦理的网络之中ณ，很难自觉到孤独，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自我，而这个ฐ自我的失去，有时候我们称之为爱，因为没有把自己充分完成，这份爱变成丧失自我主要的原因。
有一天，娃ใ娃失踪了。失踪不再只是新闻报导，而变成一个具体事件，而且是在我住处楼上生的事情。娃娃的母亲张玉霞几乎ๆ到了崩溃的地步，而这一切是我所预知的，她听着下班后的张玉霞上楼、开锁、关门的声音，然后她走到房门边，等候着张玉霞在房中大叫，然后披头散地冲下三楼，按我的门铃，疯狂地捶打我的房门，哭倒在我的怀中说：『娃ใ娃失踪了。』人在某一种寂寞的状态，会变得非常神经质，敏锐到能ม看到一些预ไ兆，而使得假象变成真相。
布纽尔另一部ຖ电影《厨娘日记》lejournald’unefemmedecນhame，叙述一个绅士在妻子死后，雇用一个厨娘，厨娘在日记里写着这个外表行为举止都很优雅的绅士，其实是一个好色之徒，常常偷看她洗澡更衣。这部ຖ电影有一大半是在对比这个绅士的里外不一，一直到最后才揭晓，原来toukui是厨娘长期寂寞里所产生的性幻想。
所以里的我听到张玉霞的尖叫声、哭声，然后冲下来按门铃，哭倒在她怀中，这是幻想还是真实生？我们不知道。她开始安慰张玉霞，然后报警，三天后来了一个年轻俊美的警察，警察到她家就说，他是为ฦ了多了解一点有关刘老师的生活而来，他们都觉得刘老师最有嫌疑，因为刘老师非常爱娃娃ใ，在楼梯间遇到时就会对他微笑，摸摸他的头，还会买糖给他。
在儿童失踪案经常生的时期，一些原本爱小孩的人，看到เ小孩都不敢再靠近了，怕让人误会。这个刘老师原本是大家口中的好人，因为他特别爱孩子，他退休后还会到小学门口，陪孩子玩，教他们做功课。可是在儿童绑架勒索案愈来愈多时，人们开始怀疑他，甚至是怀疑这个糟老头是不是有恋童症？刘老师突然就从一个慈父的形象，变成了恋童癖。
一成不变的危机
当年轻的警察看到茶几玻璃板下压的一张诗承的照片，随即涨红了脸，他说是诗承在某南部ຖ的市镇服役时认识的，那时他正在一所警察学校读书，他们在每个营区的休假日便相约在火车站，一起到附近的海ร边玩。作为ฦ母亲的我听完吓了一跳，诗承当兵时从来没有跟她说过和一个警察这么要好，这时候他身为ฦ母亲的寂寞，以及伦理中的唯一连系，再次面临了危机。
我其实是想一步一步解散这个ฐ我引以为安的伦理，因为所有伦理的线都是自己所假设的，其实它无法捆绑任何东西，也连系不起任何东西。如果没有在完成自我的状态下，所有的线都是虚拟假设的。
在里我是真正的主角，虽然很多朋友看，会觉得刘老师是主角，或张玉霞是主ว角，但是我自己在撰写时，主角是假设为第一人称的这个ฐ我，我就让她一步一步地面临伦理的崩解，而和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去做一个对比，而这个角色可能是我的母亲，可能是我的朋友，也可能ม是许许多多的中年女性，当她们把伦理作为一生的职责时，所面临到เ的困境。
这个问题不只在台湾，日本也有类似的现象。在日本，离婚率最高的年龄层是在中年以后，就是孩子长大离家后，做妻子的觉得该尽的责任已经尽了，便提出离婚，说：我再也不要忍受了，往往会把丈夫吓一大跳。这样的报导愈来愈多，不像我们所想像的年轻夫妻才会离婚。
有人说，这是因为婚姻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伦理的完成，当伦理完成以后，她就可以去追寻自我了。但我觉得应该是在充分地完成自我之后，再去建构伦理，伦理会更完整。
的最后，警员拿到เ了搜索令，进去刘老师的房间，现一个好大的黑色柜子，打开柜子，里面都是洋娃娃的头、手、脚．残破的身体。他没有绑架儿童，他只是搜集了一些破损的洋娃娃，可是这个打开柜子的画面，会给人一种很奇怪的联想。我常在垃圾堆里看到一些人形的东西，例如洋娃娃，一个完整的洋娃娃是被宠爱的，可是当它坏了以后－－我们很少注意到，儿童是会对玩具表现暴力，我常常看到孩子在玩洋娃ใ娃时，是把它的手拔掉或是把头拔掉－－这些残断的肢体会引起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奇异的联想。
最后的结尾，我并没有给一个固定的答案，只是觉得这个画ฑ面诉说一股沉重的忧伤，好像是拼接不起来的形态。
基督教的故事里，有一则tusha婴儿的故事。在耶稣诞生时，民间传说万王之王thekingofkings诞生了，当时的国王很害怕，就下令把当年出生的婴儿都杀死。所以我们在西方的画作里，会看到一幅哭嚎的母亲在一堆婴儿尸体旁，士兵正持刀杀害婴儿。我想，这是一种潜意识，因为杀害婴儿是一种最难以忍受的暴力，称之为无辜的tushaທ，因为婴儿是最无辜的，他什么都没有做就被杀死了。我以木柜里残破的洋娃娃ใ这样一个画ฑ面，试图唤起这种潜意识，勾引起对生命本能ม的恐惧，进一步去探讨在台湾社会里一些与伦理纠缠不清的个案，藉由它去碰撞一些固定的伦理形态－－所谓固定就是一成不变的，凡是一成不变的伦理都是最危险的。
当埃及血缘内婚是一成不变的伦理时，所有不与家族血缘通婚的人，都会被当成乱lun。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ฐ时代所坚持的伦理，会不会在另一个时代被当成乱lun？人类的新า伦理又将面对什么样的状况？
先个体后伦理
比较容易解答的是，在清朝一夫多妻是社会认同的伦理，而且是好伦理，是社会地位高、经济条件富裕的人，才有可能ม娶妾，而且会被传为佳话、传为美谈。可是现在，婚姻的伦理己经转换了。而同一个时代，在台湾和在阿拉伯的婚姻伦理也不一样。
我相信，伦理本身是有弹性的，如何坚持伦理，又能保持伦理在递变过程中的弹性，是我认为的两难。大概对于伦理的思维，还是要回到เ绝对的个体，回到百分之零一的个ฐ体，当个体完成了，伦理才有可能ม架构起来。
西方在文艺复兴之ใ后，他们的伦理经历了一次颠覆，比较回到了个体。当然，西方人对个体的观念，是早于东方，在希腊ຘ时代就以个ฐ体作为主要的单元。而以个体为主ว体的伦理，所展出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不会变成一种固定的约制、倚赖，而是彼此配合和尊重。
许多华人移民到欧美国家，面临的第一个ฐ困境，就是伦理的困境。我妹妹移民美国后，有一次她很困扰地告诉我，她有一天对七岁的小孩说：你不听话，我打死你。这个小孩跑出去打电话给社会局，社ุ会局的人就来了，质问她是不是有家庭暴力？我妹妹无法了解，她说：我是他的母亲，我这么爱他。她完全是从东方的伦理角度来看这件事。
对我们而言，哪吒之所以割肉还父，割骨还母，是因为身体是我们对于父母的原罪，父母打小孩也是理所当然。可是西方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孩子不属于父母，孩子是公民，国家要保护公民，即使是父亲、母亲也不能伤害他。
现在在台湾，社会局也在做同样的事，保护孩子不受家庭暴力的威胁，可是你会现，我们的家庭仍在抗拒，认为这是我们家的事，最后就私了－－伦理就是私了，而不是提到公众的部分去讨论。
伦理构成中私的部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这个部分，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被掩盖了。例如家庭性暴力，有时候女儿被父亲性侵害，母亲明明知道，却不讲的，她觉得这是家丑，而家丑是不能ม外扬的。她没有孩子是独立个体、是公民的概ฐ念，所以会去掩盖事实，构成了伦理徇私的状况。
你如果注意的话，这种现象在台湾还是存在，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我没有下结论说我们一定要学习西方แ人的法治观，也没有说一定要遵守传统的伦理道德，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在这个两难的问题里，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再生。
做父亲的拿掉父亲的身分后，是一个男子；做女儿的去掉女儿的身分，是一个ฐ女性，而古埃及血缘内婚的文化基因可能至今仍有影响力，所以父亲与女儿之间的暧昧关系还在生，只是我们会认为这是败德的事情、不可以谈论的事。而这些案例的持续生，正是说明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人是在道德的艰难里，才有道德的坚持和意义。
如果道德是很容易的事情，道德没有意义。我的意思是，做父亲的必须克制本能ม、了结欲望，使其能达到平衡，而不生对女儿的暴力，是他在两难当中做了最大的思维。思维会帮助个ฐ体健康起来，成熟起来。
从各个角度来看，伦理就是分类和既定价值调整的问题，所以有没有可能ม我们把乱lun这两个ฐ字用重新分类来代替，不要再用乱ກlun，因为这两个字有很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而说人类道德伦理的重新分类、重新调整，就会变成一个思维的语言，可能ม古埃及需要重新分类，华人世界里也要重新分类，订定搬演的角色，并且让所有的角色都有互换的机会，会是一个ฐ比较有弹性的伦理。
前阵子，我有个担任公司小主管的朋友就告诉我，他觉得太太管女儿太严，他只有一个女儿，对她是万般宠爱，总是希望能ม给她最好的，可是太太就觉得要让女儿有规矩，要严厉管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