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礼乐的这种审慎保留的态度，在他关于礼乐与仁的讨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既是人的类本质规定，同时也是个体道德实践的最高成就。以“仁”为礼乐之本，突出“仁”对礼乐่的实质性的决定作用，既避免了过分地把礼乐夸大化、本体化，以至使人消失在礼乐中的危险，同时又突出了个ฐ体的道德活动的成果对礼乐的重要意义，使个体得以真正跳出礼乐่的桎梏，成为礼乐的主ว体。
孔子认为ฦ，对“仁”的追求，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不是一个ฐ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他看来，“行”比“言”要重要得多，根本得多。真性情、真情实感是“仁”的基础，如果不具备真性情，就谈不上仁。所以，孔子很反感说大话、说假话，说“巧言令色，鲜矣仁”。相反，他认为ฦ“刚ธ毅木讷近仁”，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刚ธ毅木讷”，就是指按照自己้的真性情、真情实感做事，这是趋向于“仁”的；“巧ู言令色”，则是指说话做事不能由衷，专门去讨别人的喜欢，这会离“仁”越来越远。
在孔子看来，一个ฐ人的精神自觉，先就通过“孝悌”体现出来，落实在“孝悌”之ใ上，构成了人伦情结。孝、悌是“我”生而有之的本性，“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是个ฐ体行为ฦ的基本准则ท。与礼仪的规范不同，孝、悌之心是“我”生而有之、不待外求的。倘若一个ฐ人连孝悌之心都失却了，他与禽兽也就相去不远了，甚或连禽兽都不如。
这不仅让孔子更加勤奋好学，努力上进，而且也使他对贵族阶层产生了距离感。他把人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大类。但是，“君子”和“小人”的差ๆ别并不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爵禄决定，而是取决于他们在道德上的成就。因此，在教育面前，贵族和平民是平等的。不管是哪个阶层的子弟，都有资格成为他的学生，受到他的教诲。
但孔子不是一个ฐ“识时务”的人，他对这种状况表现出极大的痛心和愤怒。他的愤怒不仅仅表现在一通脾气，说几句牢骚话。他试图去改变这种状况，以恢复、扬古代的文化传统为ฦ己任。孔子一生东奔西跑，“知其不可而为之”，“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其实，这恰恰是孔子精神中最伟大的地方！
周公最受孔子看重的贡献，是他有意识地改造了上古文化，“制礼ึ作乐่”，完善典章制度，建构了一套完备的宗法礼乐制ๆ度。
选谁呢？本来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和子路号称孔子之左ุ膀右臂，堪称最合适的人选，然二人均不幸先孔子而死。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决定推选孔子的另一个ฐ学生有子来当儒家的新领袖，因为有子的言行举ะ止最像孔子。
但是一段时间过去后，大家失望了，原来有子只是在外形、容貌上像孔子，在更为重要的内在精神上，他和孔子有着天壤之别ี，差距大得很！
有子也有点冤，试想孔子的思想是如此的博大精深，有谁能够取代他呢？最后，大家只好放弃了选一个ฐ新的精神领袖的打算，这也宣告儒家维持统一局面的努力失败，逐渐分化为八派。
其实，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出现分化，有着一定的必然性，而且这种分化对于儒家学派的孕育完成具有正面意义。
孔子本人的生命感悟与思想经过不断改变和提升，正如他自述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此，尽管先后有30่00่弟子跟随孔子学习，但不同的弟子在孔子生命的不同阶段师事孔子，所受的教育和影响，也随着孔子思想境界ศ的演进而有所不同。有些早期弟子和晚期弟子甚至未曾谋面，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沟通和交流。
弟子们师从孔子之前，都有各自的技艺、才情，性格也有较大差异。如子路仅比孔子小9๗岁，原本是勇士，带艺投师，性格刚ธ毅威猛，容易冲动；颜渊沉静好思，虔诚执着，气象不凡；曾参天分不高，但仁孝谨慎；子贡聪明多才，但有些高傲。对于弟子们的这些差异，孔子的态度是：与道德、学问相抵触的，便指点弟子们改正；无伤大雅的，则“因材施教”，顺着弟子的性情气质培养他们。
按照ั孔子晚年的评价，弟子们可以分为ฦ几方面的人才：第一类是德行突出者这也是孔子最看重的，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等；第二类是政治能力强的，有冉有、季路等；第三类，是口才出众的，如宰我、子贡等；第四类，是在文学方面可堪造就的，有子游、子夏等。当然这样的划分还不够全面，不少杰出的弟子没有被纳入，而且，一些弟子是复合型人才，例如子贡，就不仅仅言语出众，他的政治才华和商业才华同样令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