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道德完善。按这条标准来衡量尧、舜、禹，他们三人不仅在个ฐ人德行上能让百姓心悦诚服，而且身为领ๆ袖，都能做到เ牺牲奉献、克己奉公，不骄、不占、不贪、不享，广纳众言而不独断ษ专行，任人唯贤而不徇私舞弊。
舜，又称虞舜，相传为ฦ黄帝ຓ的八世孙。舜的生活遭遇很令人同情：他的母亲很早便过世了。父亲瞽叟不仅眼睛不好，而且心术不正、脾气暴躁。父亲后来又娶了妻子，生了个ฐ儿子，名叫象。继母对舜非常刻薄，而被父母宠坏的象更是视舜为敌人。舜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父顽、母嚣、象傲”的艰难环境里。更有甚者，父、母和弟弟几次三番๘用毒计想置他于死地。
自孔子创立儒家以来，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展演进。如何把握儒家的历史脉络？这对于儒学研究者来说，是需要先解决的问题。现代以来，学者们依据各自的观察视角，提出了若干种有代表性的儒学分期说。例如牟宗三主张将儒学的展史分为ฦ三期；李泽厚则提出了“儒学四期说”；成中英主张将儒学的展划分为五个阶段。
《汉书·艺文志》是较早地对先秦文献进行总结的重要资料。据其记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ใ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ใ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其作者班固主ว张“诸子出于王官”，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均来源于周王朝的各种官职，都是出于西周时代的礼乐文化。例如：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ใ守”等。而儒家，则是出于“司徒之官”，以诗、书、礼、乐่为教，继承传统文化的因素า最多，作用是以自己้掌握的文献来辅佐君王教化民众。儒家思想与三代文化，尤其是西周的礼乐文化，是一脉ำ相承的。
无论是“薄杀”还是“厚杀”，都是片面的、不客观的态度，甚至都是文化自卑心态的反映，都会对我们正确理解传统文化、理解儒家造成阻碍。因此，我们主张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了解儒家、了解传统文化，既要对中ณ国的文化传统保持必要的“温情”与“敬意”，又要“进去之ใ后能出得来”，努力站在现代的高度上，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全面评价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句话看似很简单，实则复杂而艰难。套用《大学》里的一句话“心诚求之ใ，虽不中，不远矣”，与大家共勉！
再例如，不久ื前学术界生了一场大争论。争论的起点是一位学者表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现实社会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腐败，儒家应为此负主要责任！因为儒家讲亲情伦理，儒家的仁爱有明显的远近亲疏差异。作者的结论很吸引眼球：儒家是中国腐败的温床！显然，不彻底铲除儒家，中ณ国就别想根治腐败。作者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是普通老百姓，对腐败深恶痛绝，这很好。但是，作者仅仅基于对儒家的一点断章取义地理解，就对儒家下了死刑判ศ决书，未免有“排儒过勇”和避重就轻的嫌疑！这不仅对人们全面认识儒家不利，而且对铲除腐败也无裨่益。
二十世纪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突出的意义แ。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个世纪的爱与痛都显得格外的深沉——惨痛而屈辱的近代史迫使人们思考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出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ฦ时代的主ว旋律。一批批充满理想与信念的中国人为ฦ了民族的命运，或埋头苦干，或为民请命，或舍身求法，他们不愧为ฦ支撑起苦难中国的“民族脊ิ梁”！
其次，与夏、商文化相比，周文化更适合作为思想源头。由于时间久远，夏、商文化的很多具体规定已经无法清晰再现了。尽管周代在建国之初，建立了保存夏文化的杞国和保存商文化的宋国，但杞、宋两国在很多方面已๐经被周文化所同化，并不能反映夏、商文化的全貌。与此相反，周文化在建立之初，便有意识地考察、借鉴了夏、商文化的得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就。
最后，是孔子对周初的文王、周公等圣人怀有亲切的情感。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对周文王称赞不已，说：尽管文王已凭借德行和能力获得了当时天下三分之ใ二力量的支持，但他仍然服从殷商的统治，没有起来造反。孔子将文王所拥有的品德称为“至德”。与孟子不同，孔子虽然也谴责桀、纣等君王的残暴行径，但是却不主张采用暴力的方法推翻他们。这可能有两ä方面的考虑：其一，孔子更欣赏禅让制度，希望以温和的、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权力的更替；其二，暴力革命对于原有制ๆ度和信仰的神圣性会造成较大的伤害，这是孔子最为担心的。他借评价《大武》之乐，委婉地对周武王提出了批评：“尽美”但未能“尽善”，原因就在于武王最终走上了暴力推翻商纣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