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解释了耐用品的价格决定的本质，但还有个ฐ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耐用品是否与需求定律冲突？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消เ费者还是按照价量反向的思维方แ式决策，只不过耐用品的特点决定了其需求曲线的表现形式不同于般产品，即耐用品的需求曲线是“点”而不是“线”。这点很显然，就不作详细讨论了。
帕累托最优处处满足吗？1
在杨格看来，司马迁早ຉ在亚当·斯密之ใ前就在史记·货殖列ต传中提出了市场机制概念和“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若水之趋下”。司马迁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ใ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ใ趋下，是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力物力都能得到เ充分的发挥和运用，人们的欲望都得到最好的满足，商品价格偏低时，就会导致需求增加，从而最终导致价格上涨；商品价格偏高时，需求减少，从而最终导致价格下跌。这样价格就可自发地对生产供求和流通起着调节作用，就如同水往低处流样，日夜都不会停止。不用召唤，财物就会顺时而至；不用强求，人们就会把它生产出来。这是“道之所符”符合规律和“自然之ใ验”，不用什么“政教发征期会”政令征召限期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最好的结果。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的隐喻，非常像亚当·斯ั密所形容的“b”的市场规律。不仅如此，杨格还推测，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中心思想可能是直接来源于两位中国人。1้766年，亚当·斯密到巴๒黎访问了著名的重农主义学派创始人杜尔阁。在这访问期间，正值杜尔阁接待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即高丽殊与杨德旺。杨格推测亚当·斯密直接从这两位中ณ国学者或者经杜尔阁那里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从而受到启发，因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正是在此次访问10年后才出版的。
20่世纪初ม，意大利ำ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ใ间的面积为，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除以+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洛伦茨系数。
如果为零，则基尼系数为ฦ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该系数可在零和1之间取任何值。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ใ，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表示收入绝对平均；～表示比较平均；～表示ิ相对合理；～表示ิ收入差距较大；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ๆ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ภ界ศ值，克服了其他方法的不足，是目前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แ法，所以，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厉先生独创的“城乡两ä分加权法”，与国际通行的算法和中国统计部门的算法均不致；如果再结合基尼系数的内涵分析，则厉先生的观点有偷换概ฐ念之嫌。
很显然，要用基尼系数衡量中国的收入差ๆ距问题，就不能ม事先把“城乡差别”放在边。这好比说，要分析高个子群体与矮个子群体混合的社会中人们在身高方面的差ๆ异，就不能ม事先把身高的不同作为ฦ个ฐ“外在”参量放在边，然后论证说个子高矮差ๆ别不大。而是必须把它作为“内在”的特性加以实际的分析。中国城乡差别可以说既ຂ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经济原因，所以，“城乡二元结构”应当是分析的结果之，而不是先把它放在边，然后再计算数据得出结论说，二元结构不那ว么明显中国的贫富差距没那ว么大。
退步讲，即便是按照厉先生的逻辑，现实情况也不是他想象的那ว样。实际上，大量农民已经以“民工潮”的方式迁徙了这几年户籍制度逐渐放松，些地方แ已经实施城乡体化的户口登记制度，使得二元社会现在已经在同个城镇里发生。同时，尤其是教育问题上，地区之间已经没有隔阂，有隔阂的是经济条件。在对中ณ高档商品的购买上，二元社ุ会都要支付近似相同的价格。所有的这些，都使得城乡之ใ间不再有大的隔阂。怎么เ能分别计算基尼系数呢？农村家庭供养个大学生，跟城里供养个ฐ大学生，是发生在不同“块”中的吗？
顺ิ便说句，早在很多年前，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基尼系数的计算就存在谬误。些学者未加科学论证，“开创”了些算法，例如些学者在应用基尼系数分析中国东西部经济差ๆ距时，将各省的人口抽象为个人，这实际上是将各省抽象为人口比重等分的组，但正是由于将并不等分人口的各省当作等分来处理计算，得出的却是“伪基尼系数”。
其次，按照厉以宁先生的逻辑，为ฦ衡量收入差距贫富差ๆ距而测算基尼系数时，先需考虑城乡差别。由于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也较大，东部很多城市居民已๐经步入数字化时代，住的是数字化智能社ุ区如b，穿的是法国时髦或经典时装，乘๖的是“大奔”。而西部些落后地区的百姓还处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代，以为互联网r是家中ณ墙角的蜘蛛网，斗大的汉字不认识几个，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日子。所以，衡量全国居民收入差距时，还需要先分别算出东部ຖ的基尼系数与西部的基尼系数，然后也来个ฐ加权平均。但这些还不够，因为各个ฐ行业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朝阳行业发展势头迅猛，日千里，前景无限，如业，员工年收入数十万元不在话下。但那ว些夕阳行业，如些落后的工业企业，产品积压，些员工连工资都拿不到，只好“下岗”实际是失业了，所以也需要算出各个行业的基尼系数，然后加权平均。以此类推，分类分到เ每个人占十三亿分之，然后加权最后，将所有的加权平均后的基尼系数再加权平均，这样，我们得到的基尼系数将无限趋近于零，那ว么，我们就可以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收入差距！亲爱的读者，您相信吗？
计算基尼系数可以“两分加权”吗？2๐
第三，据官方的测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略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标准。先不谈统计数据的水分问题或者“实质”增长问题，仅仅从现行的算法上看，这种估计已๐经低估了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ๆ距。中国的基尼系数是根据全国居民收入数据测算出来的。而现行统计体系中，仅是分别用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来分别ี反映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在这种指标体系中，统计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存在相当大的误差，实际上统计的只是工资部ຖ分。而在总收入中比重越来越大的住房补贴福利红利兼职收入，以及难以用货币计量的低租金住宅和公费医疗等实际收入并没有计算在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被低估的客观实际。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虽然剔除了农民生产经营的成本，但对农民来说，仍然有相当部分的纯收入要转化成下轮生产经营的生产性费用，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事实上被高估的问题。换句话说，现在用来计算基尼系数的统计数据基础有问题，致使中国的收入差距被低估了。
而如果考虑到统计数据水分等问题，基尼系数恐怕还要增高。如中ณ国收入最低的群体是在农村，但是某些农村干部ຖ为了提升政绩等，收入呈报往往有水分，于是多报。而身处城市的高收入群体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没有计算的收入外，还有其他隐性收入偷税漏税所留下的收入等，往往少报。近年来，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挤”统计数字的水分；在国外，从2001年开始，国际社会上对中国统计数据表示怀疑的声音不断ษ，2002๐年以来，这种声音有增无减，不仅英国的经济学人等刊物发表文章表示怀疑，些经济学家也开始纷纷加入这个行列ต，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克鲁格曼教授声称，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就像看部科幻小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教授，匹兹堡大学r教授也表示ิ了类似的怀疑。当然，这些质疑不定站得住脚。
实事求是地看，官方统计得出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比实际值小。而厉先生却利用他独创的“两ä分法”，将基尼系数加权成～，比实际值小很多，不知道是什么เ原因。
200่2๐年4月1้2日
质疑“木桶原理”1
质疑“木桶原理”——与厉以宁华民等先生商榷
“木桶原理”或“木桶效应”，被厉以宁等经济学家认为是管理学或者经济学的个“著名原理”。但是，我手头的英文原版及翻译的管理学和经济学教科书中并没有提到这个“原理”。实质上，“木桶原理”是个ฐ伪理论，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不是所谓的“木桶的短板”，而是你是否利用比较优势进行交换或合作。
厉以宁教授在“21้世纪经济发展趋势与对策报告会”的讲话宏观经济形势与经济发展战略中说：在当前的“十五”计划中把结构调整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结构调整我们过去为ฦ什么那么难呢？我们必须从经济学最普通的个ฐ原理讲起，这个原理叫木桶原理。什么叫木桶原理呢？个木头桶是由á许多块木板条组成的，假定这些木板条长短不样，有高有矮，试问这个桶能装ณ多少水啊？不取决于最长的板子，也不取决于各块板子的市场长度，而取决于最短的板子，最矮的板子这么高，装水就只装这么เ多，其他的水全流走了，所以木桶原理就叫矮线决定原则ท。例如：假定电å力部门是最弱的环节，经济能ม发展多快，决定于电力，假定交通运输是最弱的环节，经济能发展多快，取决于交通运输，那该怎么办呢？经济学家提出了两ä个办法：1้把长板子锯块下来订在短板子上面，装的水就多了，这叫以长线补短线，或者叫做生产要素า的替代。2把桶拆下放在地上，利ำ用这些板子再组装ณ个新的桶子，周围长短样，装ณ的水定多了，这叫资产的重组。
不仅厉以宁教授，在当前经济学界ศ或者管理学界，学者们经常引用“木桶原理”或者“木桶理论”。譬如，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益生说：“县域经济不应受行政区划ฐ限制，发展切不可‘画ฑ地为牢’，要用开放的眼光看待县域经济，更不能泛泛而谈自身发展。要懂得自己้最缺的经济要素า是什么，要深刻领会经济学的‘木桶理论’。”福建日报，20่0่4年1้月23日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李长林也认同“木桶原理”，他说：“商家无时无刻不在寻找自身最短的那块，以便取长补短，在市场中处于不败之ใ地。”生活报,ไ20่03年2๐月18๖日复旦ຆ大学世界经济系主任华民说：“我最近在浙江江苏看到个ฐ现象，企业现在个星期只有3天多点的开工率，还有两天要拉电，那ว电力供应肯定是个缺口了。按照ั木桶原理来看，能源肯定是个ฐ瓶颈。从这个角度来讲，和能ม源的增长相比较，我们的经济增长肯定是过快了。”理财周刊â，2004年7月1้日
“木桶原理”或“木桶效应”，被厉以宁等经济学家认为是管理学或者经济学的个ฐ“著名原理”。但是，我手头的英文原版及翻译的管理学和经济学教科书中并没有提到这个ฐ“原理”。看到厉以宁等经济学家讲述“木桶原理”，我意识到เ，有必要对这个所谓的原理进行深入分析。
先了解下什么是“木桶原理”。装水用的铁ກ桶或者塑料桶，大家肯定熟ງ悉。但是，木桶，对于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士而言，是很陌生的。我生长在农村，对木桶还是熟悉的。农村吃水都是用木桶从离家比较远的河里或其他水源挑回。所用容器——木桶，般由大约5๓块木板组成，每块木板般长，底部宽，上部窄。木板都是用刨子刨成向内凹的状态，然后，安装个ฐ木质的底，将这些木板用木钉ล钉ล在起。桶的外周身用铁丝捆绑三道：桶口道，桶腰道，桶底道。
按照厉以宁等先生所介绍的“木桶原理”：如果构造桶的这些木板，有块比其他的短，则装水的时候，容量取决于最短的这块木板。表面上看，这种说法很有道理。是啊，水是液体，在重力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如果容器不能把它封闭地包容起来，必然流向位置相对低的地方。所以，如果木桶的某块木板比其他的短，水只能装到短木板的位置；再多点，就溢出去了。
实践中ณ，没有人在做木桶的时候用长短不的木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桶。抛开“就事论事”的判断，从“木桶原理”的解释力看，很难让人信服。
其，效果往往不是由á最短“木板”决定的。比如说，个公司的1้0่0名员工ื中ณ，大学学历占99๗，个是小学文化，按照“木桶原理”，公司的经营效果是否就取决于这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显然不是。现实中，这个文化程度最低的很可能就是公司的掌舵人老板。
其二，从经济增长方แ面看，决定因素า往往较多，如投资人力资本技术制度等。般情况下，我们很难说哪个ฐ因素最重要。如果定要判ศ断哪个是最短的“木板”，我想问的是，这个“木板”是怎么确定的？你怎么เ知道或判断ษ其他某个因素不是“最短”的？而且，不同时期，这些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同。如美国，当前对经济增长影响比较大的是劳动力，而中国却是资本。
其三，世界ศ上没有能力完全相同的人，或者因为ฦ先天因素，或者因为ฦ后天环境，每个人的能ม力是不样的，每个ฐ人都有优点和不足，那么，人与人之间利用比较优势进行交换或合作，将使双方都达到เ有利状态，效率是最高的。这就是比较优势原理。
质疑“木桶原理”2๐
比较优势原理很早ຉ就在实践中应用了。“田à忌赛马”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田忌的三匹马跟齐威王的三匹马比赛，屡赛屡败。孙膑经过观察发现，田à忌的上等马比齐威王的二等马好，田忌的中ณ等马比齐威แ王的下等马好。于是，后来比赛时，田忌用自己的下等马同齐威王的上等马比赛，用自己的上等马同齐威王的二等马比，用
自己的二等马同齐威แ王的三等马比。结果，田忌三局两胜。
在国际贸易上，比较优势理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假如有两个国家，它们生产食品和衣服的成本如下：国家甲生产食品的成本为1美元，生产衣服的成本为3๑美元；国家乙生产食品的成本为2美元，生产衣服的成本为4๒美元。李嘉ล图的论证是，尽管国家乙生产食品和衣服的成本都比国家甲高，但它用衣服交换国家甲的食品是值得的。因为在这两ä个国家中ณ，食品与衣服的相对比率是不同的。在国家甲â中ณ，单位衣服可以换3๑单位的食品，而在国家乙中ณ，1单位衣服仅可以换2单位食品。国家乙中的人即使以3美元的价格，在国家甲出售成本为4๒美元的衣服，但在尔后却可以1美元的价格在国家甲购买粮食，这样，1单位衣服就可以换回3๑单位粮食，比在国内多换回了1单位粮食。反过来，这项交易对国家甲â的人也是有好处的。
需要提醒的是，与其他任何理论样，比较优势理论的运用，必须ี考虑些现实经济中的约束条件。
200่4๒年12月12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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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紧ู要”的格雷欣法则1
“无关紧要”的格雷欣法则ท——兼评叶航张五常之争
“柠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与劣币驱逐良币不同，前者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买卖双方博弈的必然结果。而后者存在的主要原因是良币用以他途以套利，使得良币外流。在信用货币的今天，不存在劣币驱逐良币。
关于劣币驱逐良币定律格雷欣法则，我在似是而非的劣币驱逐良币定律国际金融报，2002年1้0月31日文中ณ进行考证分析后认为，这种现象在铸币时代的双本位制度下存在，但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极少出现。然而最近，这个ฐ定律引起了争论。
张五常先生在荒谬的“定律”中说：“在有优劣金币的情况下，购物而要付出金币的当然想使用劣币。问题是，卖物而收币的人可不是傻瓜，怎会不见劣币而敬而远之？卖物者是愿意收劣币的，但物品的价格必定要提高，借以补偿劣币之所不值；另方แ面，以良币购物，价格就较便宜。”
浙江大学的叶航教授，在200่4年写了篇题为ฦ五常之谬的文章。叶航先生说，张五常的疑问正是“格雷欣”之所以成为“定律”的关节。叶航先生还强调说，“我说过了，这是篇我不想写的文章。这类文章多了难免造成‘审美疲劳’，而且会落下个‘为ฦ人不厚道’的印象。”
我认为，张五常彻底否定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符合史实。叶航坚决维护劣币驱逐良币定律，也不符合现实。顺便提句，当前学术界ศ，绝大多数人接受劣币驱逐良币定律，有的学者甚至将这个定律进行了推广应用，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跃生在篇标题为ฦ为什么好人总是吃亏——漫谈“劣币驱逐良币原则”的文章中说：“社会生活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比比皆是：挤车的人总能ม捷足先登，排队的人总也上不了车；大锅饭盛行的单位，年轻力强水平高的人都另谋高就去了，老弱病残和平庸之ใ辈留了下来；不贪污受贿损公肥私的人只能吃苦受穷，就算你独善其身，也会成为异己分子被排除出局”
劣币驱逐良币定律，也称格雷欣法则r’，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的定义，它指的是在双本位货币制度下，如果称币值重量或成色高的货币为ฦ良币，币值低的货币为劣币，则二者并行流通时，良币功能将转化为ฦ收藏而退出流通领域，流通领ๆ域充斥的将是劣币。至于“r’”是否应当翻译为“格雷欣法则”，值得斟ต酌。般地，“法则ท”对应的英文单词是“r”或“r”。“r”指的是基本的真理法则或论断ษ；“r”指的是可证明为ฦ真或被假设为真的想法。“”指的是种规律，即基于致的经验和结果之ใ上的总结。也许，将“r’”译为“格雷欣规律”更为准确。为避免混乱，本文沿用传统译法。
当前，国内外大多数的教科书或经济学家认为该法则最早ຉ是由英国的格雷欣于155๓9年提出的，故以其名来命名。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第卷第511页ษ的个注脚中写道：“实际上早在格雷欣之前的许多著作就已经提到了这条所谓的‘定律’，鉴于该定律无关紧ู要，我们对谁先谁后的问题不感兴趣。”显然，他对这个定律持否定态度。张五常说，“不明白为什么葛氏的显浅的错，要等四百多年才由我指出来。”这显然是自我夸耀。除了熊彼特，哈耶克也在张五常之前指出“格雷欣法则”是错误的，见哈耶克所著货币的非国家化书第六节关于格雷欣法则的错误认识。至于叶航批评张五常的“如果没有仔细阅读相关文献，我们凭什么เ对前人的观察横加指责”，显然是对经济学说史的不了解，叶航也没有“仔细阅读相关文献”。如果说张五常否定劣币驱逐良币定律而判定“张五常竟然如此大失水准”，那么，可否说熊彼特和哈耶克也是“大失水准”？显然不能如此匆忙下定论。
熊彼特说这个定律“无关紧ู要”而“对谁先谁后的问题不感兴趣”，但我觉得有简要追溯的必要，因为人们对此“定律”存在的误解太多。
据英国学者李约瑟考证，在格雷欣之前，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就写过篇题为论铸币的文章，论述了“劣币驱逐良币定律”。我的研究则发现，在中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西汉的贾谊曾指出“钱日繁，正钱日亡”的事实，这里的“钱”指的就是劣币，“正钱”指的是良币。而唐代的刘晏于76๔0年认为ฦ可以运用该规律，采取以毒攻毒的方แ式，将乾元大钱的法定价值贬到它的实际价值以下，从而迫使劣币退出流通界，唤出良币。刘ถ晏的思想显然比格雷欣深刻。
可见，“格雷欣法则”源于对金本位制度下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描述，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这种现象在现实世界ศ中ณ不可能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
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个ฐ套利的问题广义的套利是指投资者同时或相对同时同数量或相似数量的任何相反方向的投机操作行为ฦ，就是货币在某些方面产生了相对于目前价格的溢价，持有者便把它用于套利的用途。如果没有套利ำ的可能，如各种货币都是不足值的，但有的货币分量多点，有的少点，那ว么เ，除非出现贬值使得溢价情况重新า出现，分量少的货币是不大可能ม驱逐分量多的货币的。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铸币时代。如果两种铸币，种贵金属含量充足，种贵金属含量不足，但其法定价格都样，那么人们显然会把含量充足的铸币藏起来不流通，而使用含量不足的铸币。甚至因为ฦ含量充足的铸币可以在融化后卖贵金属换钱，所以人们情愿将其融化了，换成含量不足的铸币，再来交换含量充足的铸币。经过这样的不断循环，含量充足的铸币被驱逐出市场，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无关紧要”的格雷欣法则2
但是，这种现象和行为不可推广，尤其是信用货币替代铸币的今天。如果种货币坚挺良币，种货币不断ษ贬值劣币，那ว么在自由流通的市场上，人们都将接受良币，而不愿意接受劣币，因此劣币有可能ม难以充当交换媒介，最终退出市场。比如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最后可能会直接使用美元，如果美元是“良币”的话。这个时候，就反过来了，是良币驱逐劣币。具体讲，就是当金融货币为银行券或纸币替代后，“劣币驱逐良币”就被倒置了，即良币驱逐了劣币。金融货币与商品相交换时，体现的是种“钱货两清”的交易。而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与商品的交换体现的是种债权债务的信用关系，商品生产者售出商品接受纸币，以信任纸币发行人的信用为ฦ前提。所以，“好”的纸币发行人发行的纸币必然得到欢迎，而“差”的纸币发行人发行的纸币必然遭到抵制，于是良币驱逐了劣币。当货币本身作为商品的功能ม被剥离，而仅仅是以信用货币形式存在时，货币本身用来套利的可能性不再存在，所以就反而是良币驱逐劣币了。可见，叶航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我们也可以从实践案例的分析中，得出上述结论。1้9๗80年4๒月至1้995年1月，国内有两种货币在流通，其为ฦ人民币，其二是外汇券。外汇券是指境外居民在中国境内应付零星支出时，用可兑换货币换成的在中国境内可以流通的人民币兑换券，它是在某些高级饭店等场所唯合法的货币，可以购买特定商品。当时，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商品短缺，国内百姓要获得那ว些特定消费品，唯的途径是用人民币兑换外汇券่。于是，“黑市”盛行：即百姓用“劣币”即人民币换取“良币”外汇券，从而形成的货币交易市场。很快，决策层意识到这种政策的弊端，因为ฦ查核与监督的代价太高，于是取消เ了这种购买方向的限制ๆ，但是，外汇券依然享受定的贴水。结果还是“良币”驱逐“劣币”。
另外，需要纠正个ฐ错误观点——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ว乔治·阿克洛夫教授在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文，将“柠檬市场”误解为劣币驱逐良币作用的结果，尽管他已๐经意识到二者存在些不同比如说，信息不对称的二手汽车市场是典型的“柠檬市场”，这个市场会出现质量高的汽车被驱逐出市场的现象，留下来的只有质量差的汽车，但是，“柠檬市场”的逆向选择与劣币驱逐良币不同，前者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买卖双方博弈的必然结果。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是发生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之下，劣币驱逐良币的主ว要原因是良币用以他途可以套利，使得良币外流。
2๐0่04๒年3月1้5日
对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基础的质疑ທ1
张五常说：“搞什么超边际分析超来超去，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看来看去也不明白。”我认为ฦ，超边际分析并不像五常先生所说的那样“不堪击”，也不像某些经济学家所抬举的那ว么“高大”，其分析基础存在三个ฐ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