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不过是一种悲愤的心情，但同“文革”初不一样，除了交代，我读点书吧。我除在干校读了很多书，在北京又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国榷》，接着又读《明史》。还没有读完，“四人帮”垮台了。
当时不过是一种悲愤的心情，但同“文革”初不一样，除了交代，我读点书吧。我除在干校读了很多书，在北京又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国榷》，接着又读《明史》。还没有读完，“四人帮”垮台了。
我少年时代走出湖南的山村，到เ北平求学，志在报效国家。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爆，目睹民族败亡的残酷现实，在伟大的中国gcd身上看到希望。从参加“一二九”运动到奔赴延安，从东北解放战争到เ奉派参与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其后则在中央办公厅、红旗杂志，直到“文化太革命”。几十年经历，由于党的教育，深信只有马克思主ว义才是人民解放、国家兴旺达的指导思想。其间工作调动，世事变革，个人起伏，但是过个信念一旦树立起来就矢志不二。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â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ฦ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ใ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ใ。
我少年时代走出湖南的山村，到北平求学，志在报效国家。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爆，目睹民族败亡的残酷现实，在伟大的中国gcນd身上看到希望。从参加“一二九”运动到奔赴延安，从东北解放战争到奉派参与和平解放新疆ຆ的工作，其后则ท在中央办公厅、红旗杂志，直到“文化太革命”。几十年经历，由á于党的教育，深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解放、国家兴旺达的指导思想。其间工ื作调动，世事变革，个人起伏，但是过个信念一旦树立起来就矢志不二。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เ，一笑了之。
当时，对社会科学院工作有兴趣，也热心，对我们的工作是关注的。我们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向他汇报、请示，并且很积极地按他的意见办。
我们到社科院不久，传说周扬可以分配工作了。我知道后，就向胡乔木讲，听说周扬可以分配工ื作了，是不是能ม让他来社科院当副院长。我第一次向胡乔木提，他不赞成。胡乔๒木说，这个人得罪了不少人。你对他印象好，但对他印象不好的人多的是。这样，此事就搁下了。后来，有一次，我们到那里汇报工作，谈话中涉及到了周扬。我就借此机会又提出这个问题。胡乔木仍然不积极。结果，开了口，说：让周扬当个顾问吧！这样，1้977年底，周扬就到社科院当了顾问。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1978年夏天，我又向胡乔木说，周扬一直做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资格老，老让他当顾问，也不是正式工作，还是让他当副院长吧。这次胡乔木同意了。
19๗78年9月，周扬进了社科院行政领导班子，任副院长。接着而来的就是排名问题副院长排名：邓力群1977๕年11月任职、于光远1977年11้月任职、周扬1978年9๗月任职。我提出，周扬是老资格，已经当了副院长，排名在我之后，不恰当。他至少是兄长辈嘛，我和于光远应该排在他后面。胡乔木不同意，说：就是副院长，他这个人难办事。
后来，周扬的工作是分管文学所。文学所在“文革”中的派性闹得很厉害，一个毛星，一个是朱寨，对立得很厉害。这两个人都是鲁艺的。我们到社ุ科院以后，通过做工作，两派之ใ间开始出现互相团结、互相照顾ุ的情况，派性问题已经大体平息了。周扬介入文学所的工作后，偏向了毛星，使朱寨的日子很难过。
还有一个问题是周扬与文化部的关系。当时文化部长是黄镇。周扬总是爱对文化部指手划脚，弄得黄镇很不高兴。这是他的主要缺点。
这样一来，有人就拿周扬同我们来比。比较后就觉得，我们一进社科院，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到各研究所去调查研究，听取各种意见，从来不表我们自己的意见。而周扬做领导工作做惯了，他那一套办法也使惯了，不了解情况，上来就即席表意见，这个ฐ毛病没改掉。
这期间，周扬在社科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讨论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后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周扬说当时进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第三次是真理标准讨论。这个报告总的来看还是可以的，但其有一个重要提法，即：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反对教条主义。我对他讲，你说真理标准讨论是思想解放运动，这个估价我赞成。但说思想解放就是反对教条主ว义，这恐怕需要斟酌。例如，林彪和"四人帮"ิ有什么教条？后来华国锋搞的"ิ两个凡是"，与"四人帮"不同，把其归结为教条主义，也不妥当嘛，不合乎实际嘛。他同意了我的看法，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提法去掉了。
1979年，中央任命胡乔木作中共中ณ央副秘书长，中ณ南海专门给他配了汽车。这样，胡乔木原来在社ุ科院用的那辆"红旗"车就空出来了。负责管车的同志就对我说，这辆"ิ红旗"ิ车胡乔木没带走，应该给你用，你是社科院第二把手嘛。在这些问题上，我有自知之明。我说我不坐，尽管我是第二把手，但按资格说，还是把这辆"红旗"ิ车给老同志用，配给周扬。他倒也不做任何推辞，就安然坐上了。后来，中宣部调他去当顾问，他乐意去。他调中ณ宣部，把房子和"红旗"车都带走了。
从这些事上可看出，我在社科院和周扬共事时，是真心把他当作兄长或前辈文化战线上的一个老战士，老领导来看待的、来尊重的，确实对他没有任何的怠慢。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七访日归来
为了借鉴学习外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19๗78年1o月到11้月，经过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的同意，组织了有北京、上海、天津和国家经委的负责同志参加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到日本考察企业管理问题。袁宝华同志是团长，京、津，沪的负责人是副团长，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参加，任考察团顾问。
访问日本回来后，1้2月底，我把在日本的观感以及头脑中思考的问题，如积累和消费问题、农轻重关系、价值规律和计划性等等，搞了一个讲稿，先在社科院、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小范围讲了。1979年第3期《经济管理》杂志正式表了我的这篇讲稿，题为《访日归来的思索》，同年第6期《新华月报文摘版》全文做了转载。
从日本访问回来，1978年底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1979年3月3日在北京又成立了中ณ国企业管理协会。袁宝华担任会长，我任顾问。
中ณ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开办了企业管理干部ຖ研究班。每期一个月左右。在头两年，大体上把省一级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轮训了一遍。
研究班开学后，先是我们介绍访日情况和日本的经验，用人家的东西和我们的加以对照，研究日本的经验，哪些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哪些东西需要加以改进。
1979๗年3月12日，我第一次到เ企业管理协会做报告，以后每期都去讲，有七、八次。报告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一、生产资料究竟是不是商品？二、价值规律究竟在什么范围内起作用？三、经济计划同价值规律究竟是什么เ关系？实际上总题目是"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我在企业管理协会讲过几次后，有林和卫建林帮助整理成文字材料é，在刊物上正式表了，后来还由á人民出版社出了小册子。
就我一生而言，1้978年到日本去考察，身临其境去看资本主义แ这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我没有去过资本主义国家。我的青少年时代，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我在北平读书，对社会没有多少了解。当时北平也有资本主义，但没有接触。上海没有去过。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那里没有资本主义。解放战争时期到东北后，日本人搞的资本主义企业已๐经被没收了，而我们党的工作又在农村。所以，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它的企业如何经营管理，厂长经理、工人与企业的关系，和我们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和共同之处？没有切身体验。这是第一次实地考察和接触。
访日一个ฐ月，确实看到了很多先进的经验。其中ณ，日本总结了英国工党政府失败的教训，1้96๔0年由池田内阁提出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吸引日本全国人民。让日本人全都知道，这个计划能否实现，和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这个计划ฐ的实现，对于日本以后经济的高度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展中出现的新经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各个企业内部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通过实地考察，看到了日本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相当严密，生产的计划ฐ性，比马克思时代前进了很多，确实有很多新变化。
另外，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对经济进行干预，办法是制定经济指导计划。日本政府的经济指导计划，不是作为行政命令下达的，而是通过经济手段来保证计划的实行。经济手段包括经济立法、税收政策、银行信贷。如果企业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不遵守政府的计划，亏本后政府不负责。
日本的企业不同于中国的企业。日本的企业既管生产又管销售。我们的企业当时都是只管生产，不管销售，与市场不联系，产品生产出来后，就交给批站，由批站按计划分配到เ各部门。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只管生产，不管经营，也不考虑产品的价值能不能实现。
此外，据我在日本的考察，日本的重工业，除了为农业、为轻工业直接机器设备和材料之外，同时花很大力量生产日用工业品。我们的重工业部门，也有生产消费品的，问题是没有把这个概ฐ念、这种做法明确起来。重工业部门一定要清楚地看到，不仅要生产生产资料，而且一定要尽可能地利ำ用自己的条件，制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日用工业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消费品。这样，就能满足国内人民生活和出口的需要，也能ม够开辟重工业自己内部积累็资金的源泉。
后来，在我的文集中，这篇文章的题目由《访日归来的思索》改为《访日归来谈经济》。在编辑文集时，我主张收这篇文章，陈斐章同志不赞成收，他说没多少意思，因为我们在日本接触的人，主要是日本上层大资本家，没有接触工人。我又把文章仔细看了一遍，觉得还是收进去好，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实地接触资本主义，应该讲还是有收获。日本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有启的。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八编辑《马克思主ว义再生产理论》和《陈云文稿》
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开办干部研究班的过程中ณ，我提议以中国社科院院部ຖ名义，组织林子力、刘国光等同志把《资本论》第二卷搞一个1o万字的压缩本，书名为ฦ《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编出后由我主持讨论、定稿，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我还主持选编了一本《陈云文稿》，梅行、有林等同志参加。文稿内容包括陈云从1้956年9月至19๗62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重要文稿。在文稿中，有一些是没有整理过的讲话记录，我们作了文字上的加工。我们把这两本书作为企业管理协会研究班的教材，并经过国家经委，在全国企业管理干部ຖ中推广学习。应该说，这两本书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陈云文稿》，当时的影响很大，许多搞企业管理的干部学习之后，都感觉受益匪浅。
我们选编的这本《陈云文稿》，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成立后才最后定稿，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以《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年一一九六二年》为书名，1980年1้o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党内行。
这两本书的编辑、出版，都是同当时中央提出的以调整为中心的新า八字方针相配合的。在两本书的编辑过程中，特别ี是出版后，我都让研究室的同志组织文章进行宣传。
我们编陈云同志的文稿，前后搞过四次，梅行同志都参加了。第一次是1962๐年。当时，刘少奇同志提议编陈云同志文稿。陈云同志自己不赞成。少奇同志说，先编出来，让中央领导同志看看。我们当时编了三万多字的稿子，没有公开行，中ณ央内部得也很少。第二次是编陈云同志1949年到1้956年的文章、讲话。这次是第三次，是编1949๗年到1962年的文章、讲话。这次编的过程中，我把帮他整理的两三万字的内容也编进去了。但是到后来公开表时，所有选编的文章，都是陈云同志自己写的文章包括根据录音整理的讲话，别ี人按照他的意见整理的文章，包括乔木同志帮他整理的文章，都被陈云同志删掉了。定稿后交中ณ央文献研究室公开出版。后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又受中共中央委托，梅行同志主持，编了《陈云文选》三卷，先后于1้984๒年11月、1984๒年7月、1้986年5月由á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中ณ国社ุ会科学院
九离开社ุ科院
1980年以后，无论是胡乔木还是我，在中ณ央的事越来越多，对社科院的事已๐经无暇顾及了。于是，我们两人一起商量，让于光远当院长。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胡乔木对我说，你到社科院和同志们谈谈，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就到社科院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主要召集了院部的一些领导干部ຖ，约有十来人。那时马洪是副院长，梅益是党委书记，行政职务是秘书长。社科院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梅益做。当时我们有个ฐ想法，即社科院的制度仿照苏联，院长、副院长不管事，实际工作和经常工作由á秘书长负责。我们准备实行这个ฐ办法。座谈会上我和大家说，胡乔木和邓力群已๐经担负不了社科院的工作了，院长的工作，我们两人建议由于光远来担任。胡乔๒木让我把我们两人的意见向大家说一下，同时也听听大家的意见。我说了以后，半天没人吭声，既没人说反对，也没人说赞成，就是不吭声。后来有人说，休息一会儿吧，这样就休会了。重新า开会时，就有人提出不知是他们在休会时商量过，还是言的人自己提出的，这是一件关系到全院的大事，是不是听听学者和老专家的意见，听听他们的想法。这个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我也只好表示同意，说那就听听学者、专家的意见吧。征求了一些学者和专家的意见，结果被征求意见的人大部分都不赞成于光远当院长。
后来，这件事被传成什么样了呢？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邓力群利用会议休息上厕所的时间，搞了一次阴谋。邓ฑ力群当面对于光远说好话，背后搞鬼。而实际情况是上面所讲的。
胡乔木的院长、我的副院长一直当到1982年5๓月。马洪从那时起任社科院第二任院长。后来，赵紫阳要马洪到国务院当副秘书长。赵紫阳也确实需要马洪的帮助。对此，社科院一些专家、学者反映，我们的院长到เ国务院只当个副秘书长，这不等于把社科院降格了么เ，大家不太高兴。拖了一段时间，因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的事务性工作太多，马洪到เ社科院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样一来，不但学者不赞成，连院部的人也不满意。尽管是秘书长当家，但毕竟有些事还是要由á秘书长向院长请示报告，由院长做出决定。社科院同志反映，社科院的人总是见不到马洪，很耽误事。再加上很多工作马洪自己้做了决定，就去实施，使得一部ຖ分同志不太高兴。
注释：
1朱佳木、朱元石当时分别是胡乔木、邓ฑ力群的秘书。
2邓力群：《甄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๖年12๐月版，第111页。
3邓力群：《甄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๗98年12月版，第110页。
4邓力群：《严分敌我，加强团结，展科研事业》。《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5๓5页。
5邓力群：《做党中ณ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๗98年12月版，第336页。
6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๑37页。
7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9页ษ至第340页。
9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ฑ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๑41页。
在中央办公厅
一担任中办副主ว任兼中办研究室主ว任
197๕9年，在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一系列人事更动。三中全会后，中央还改组了文件起草班子，党中央的文件起草从此以后转到เ胡乔木手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姚â依林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研究室。我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ณ办研究室主任。从19๗79年开始，我虽然还兼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但大部分精力已经转到中央及中央有关部门的工作上来了。我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办研究室，社科院的工ื作管得越来越少，协助中央及有关部门做的工作的分量越来越重。1977年6๔月开始担任的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的工作逐渐结束了。
中ณ办研究室成立后，把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的有林、卢之、卫建林、林子力等同志除李智盛外先后调了过来，又把原来办公厅秘书局搞材料的人转过来，开始时一共有十来个人。
在中央办公厅
二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
1参与筹备
1979年元旦后，我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处理了几个紧急的重要文电，另一件事，就是参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筹备工作。
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叶帅1978年9๗月下旬第一个提出的。1978年7月，李先念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会议采取一边工作一边开会的形式，会期持续了两个ฐ月。9月下旬，他在中央常委会汇报后，引起中ณ央常委的极大兴趣。当时围绕真理标准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叶帅在常委会上提议，何不把搞理论和思想工作的人集中起来，也仿照国务院务虚会的办法，开个理论工ื作务虚会呢？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中ณ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1978年1้2月13日中ณ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正式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决定。
胡耀邦ะ、胡乔木，主要是他们两个人，也包括我，都赞成叶帅的这个意见。于是，从1้979年元旦ຆ后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如拟定参加会议人员名单，确定会议方针ฤ，准备会议开幕时胡耀邦的一篇讲话，胡乔๒木也要讲话，等等。
会议开始后，我只是参加了第一天的会，是作为会议的“特邀出席者”、多年从事和关心思想理论工作的老同志之一出席的。此后，就没有再到会上去，因为那时我在社科院和中央办公厅及中办研究室的工作很忙。
我没参加会，但对这个会议还是关心的，每天看会议简报，了解会议情况。
2澄清一个历史事实
在看简报的过程中，同我有关的有一件事，在这里说一说。
一天，我看到有一期简报，内容是批康生在《红旗》上表的一篇文章。那篇署名康生的文章，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批"同路人"的。由于我知道文章的来龙去脉，于是就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2月13日写的，2月1้4日，会议秘书组把我的信了简报。我的信是这样写的：
从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中，从社科院的《未定稿》中ณ，都看到有同志在批判康生关于同路人的文章。我觉得有必要把真实情况说一下。这篇文章，是国庆十周年的纪念文章，全称据我的回忆，是《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要做党的同路人》，署名康生。该文是我提议写、我出的题目、我出的主意。我同许立群同志商量多次，由他执笔，两人共同讨论修改，最后由我定稿。文章写作前和写作过程中，我几次找康生，请他为纪念国庆十周年写篇文章，并且写这样的内容。他起初表示，没有什么要写的，不愿意写，后来同意写这样的文章，但是不愿意署他的名字。文章定稿以后，我又找他，请他看看，并建议用他的名字表。最后，他勉强同意了。关于文章本身，他没有提任何修改意见，没有加一个字，也没有改一个ฐ字。最近，我重新读了这篇文章，觉得确有错误，可以批评，也应当批评。康生问题很多，必须ี充分揭。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ม负责，不能因为他出了问题，就都挂在他的账上。对康生是这样，对其他犯错误的人，也应当遵守这样的实事求是的原则ท。这件事情的真相，很多同志不了解。我希望，我的这封信，能够在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上登一下。请酌定。
后来，胡乔木和我说，他和胡耀邦看了这封信后认为，对于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情况来讲，我的这封信是空谷足音，实在难得。后来，王若水、严家其说，邓力群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写信制止批评康生，会后不让批评康生。根本不是那ว么回事。我的这封信充分说明了当时我的态度。
在中央办公厅
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的前因后果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得很长，前后分为两段。
第一段，1月18日正式开会，中间有1979๗年春节1月日，休息了几天，2月1日继续开，一直开到2๐月16日休会。会议由á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
第二段，3月日复会。会议由党中央召开，会议名称加上了"全国"，称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代表党中央表长篇重要讲话，就是著名的《坚持四项ำ基本原则》。讲话后又分组讨论了3天，4月3日结束。
从打破思想战线的僵化状态、解放思想这一点来讲，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会开的时间愈长，言的人愈多，离谱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最突出的足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大约在春节前有一天，胡乔木对我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ว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ว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他为此感到เ很不安。后来，他又对我讲，当时的工ื作还比较闲，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每期都看。和胡乔๒木谈活时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我相信胡乔木讲的这个ฐ话。这五个否定一来，中国gcນd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自存在的理由了。是为中ณ华人民共和国奋斗了一生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你说他不敏感、感觉不到或完全同意，我相信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在这个ฐ问题上，和胡乔๒木的想法是一致的。胡乔木讲自己的看法，邓小乎ๆ也讲自己的看法。当时，除了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敏感，胡耀邦ะ也觉得风头不对，因为这个会主ว要是他和胡乔木两人在主持。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攻击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十一届三中ณ全会召开之前，大约是1978年10月下旬开始形成的北京街头的"西单墙"ิ，被他们用来当作宣传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之ใ一。"西单墙"刚出现时，也有不少反对"四人帮"、赞成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赞成重新出来工作的大字报。到19๗79年初，"西单墙"就明显变化了，自由化的东西日益占上风了。
另外，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前，上海、北京等地就有少数人闹事，不断有人搞游行示威。闹事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问题，一些经济要求问题和冤假错案平反问题。1979年初ม，闹事的情况更加严重。闹事的原因和人员也要复杂得多。上海出现了卧轨阻断ษ交通，冲击市委机关，占领办公室的情况。有的还打出大幅标语，上面写着"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彻底批判中ณ国gcd"等等，总之是一些非常厉害的标语。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也不断有人游行、闹事。
然后，就委托胡乔木起草后来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讲话中没有提否定毛泽东，而是针对前四个否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有一句话，“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食多世纪中国人民斗争经验的结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