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让何开荫舒心的事，心里的一个疙瘩终于解开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了省里所以不准他去长春开会的原因。原来那期间有人在上头告发他“招摇撞骗”，为此省政府还派人跑到เ国务院去核实李鹏总理说没说过那些话，国务院研究室又是否约他去中ณ南海汇报过工作。外调是背着他干的。当调查被证实确有此事时，出面调查的同志觉得干了件亏心事，回来就对何开荫掏了实话。
于是，省农委以组织名义，向省委写了一份论证报告，报告认为，何开荫同志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那些设想并不符合现行的政策法规。
说来也巧。一九八八年十月，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社等几个部门，发起了一次“中ณ国农村十年改革理论研讨会”。这时，王郁昭已๐出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由他所在部门牵头搞起的这样一次理论研讨会，自然忘不了他十分欣赏的老部下何开荫。王郁昭让他的秘书崔传义专门把论文征集函，直接给何开荫寄了过去。
2001年六月十四日上午，我们在访问陆子修时，陆子修也作了否定回答：“小岗村按手印是假的，这我能ม不知道吗？”他使用的是设问方式，结论却是不容置疑的。他当时曾是这个地委政研室主任，以后又担任了这个地区的地委书记，他的判断应该是可信的。
现在朱镕基要来，无论南陵县，还是芜湖市，都不希望让他看到这里并没有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明知这种政策不大切合实际，却只想让总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于是只有造假。
温家宝见几个农民扛着树皮走过来，就迎上去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为消灭贫困，基本解决农村中ณ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政府从一九九四年到เ2000่年的七年时间里，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动员起社会各界力量，还为此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并向全世界ศ宣告：“2000年，消除贫困的目标一定能ม够实现。”
中国的农民成了真正的无产者！
我们从查阅到的有关资料得知，在当今的二百多个国家中，有八个小国仅设一级中央政府；二十五个只设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有六十七个ฐ国家，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大国，也只设三级政府；而我国现在却是五级制：中央——省——市——县——乡，堪称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
有的地方，仅乡镇学校就增收有赞助费、辅导费、试卷费、资料费、扫帚费；仅喂猪一项ำ就有生猪税、屠宰税、增值税、所得税和城建税，许多村镇不管你养不养猪，一律要按人头征收猪头税。
我们相信，这种情况也绝不是安徽一个省独有的。
张西德得知王营村民又一次集体进京上访，真的是暴跳如雷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宁愿舍掉一条胳膊，也要和你们干到底！”
当他了解了“四二”事件的真相，特别是了解到发生在首都北京，就在中办国办信访局接济站，临泉县公安机关竟然也敢明目张胆地编织谎言，逮捕前往上访的农民代表，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决定直接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揭露临泉县委某些人拒不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减负政策，残酷打击报复农民群众的犯罪行为。
三个拼命逃窜的人，因为没有村民们的路熟ງ，眼看难以逃脱了，这时，穿警服的索性站住了，从腰间拔出手枪来，指着追到面前的村民凶狠地喝道：“不许动！再追，我可就开枪了！”
在合肥期间，他们还找了一趟省纪委。省纪委接待的同志也相当重视，希望他们放心地回去，这事，他们会过问的。
王洪超后来知道村支书抱电视机的事，气得直骂娘。
造成如此残忍的四死一伤的局面，前后居然没用五分钟，怎么就可以得出这些凶手是“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呢？照这么“审查”，天下还有“杀人罪”吗？
凡是具备阅读汉语言文字能力的人，从这样的表述中ณ都会做出这样的结论：“村民的激烈言辞”在先，张桂全“极为ฦ恼火”在后，村民，包括被杀的村民，才是造成这次事端的主要原因。
张桂玉是个精明人，自然听出了弦外之音，他离开饭桌，冷静地说道：“大家叫我出来算账，俺能ม不去吗？”
显然不堪重负，生活难以为继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路营村。丁作明向县里反映的那些问题，提出清查村干部账目的要求，也同样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与愿望，因此，对于丁作明的死，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如果再不齐心协力奋起抗争，明天他们就会有着丁作明同样的遭遇！
有人控告：村支部书记董应福，将村民们集资建成的粮仓，私自出租给别ี村使用，从中捞取租金九千多元；以后，又将粮仓捣鼓掉，吞了三四万元的售出款。特别ี是，大灾之ใ年，中央曾有专门指令，贪污救灾物资是要判刑é甚至杀头的，董应福竟敢把救济给路营的衣物和食品占为己้有。而且，对计划生育的罚款，以及各种多“提留”的钱物，均不入账，或是故意弄成一笔糊涂账。
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感到เ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4上访有罪
不过，这以后不久，二人先后听说了县委扩大会上发生的那场争论，以及汪炳瑜在会上摔笔记本的故事，隐隐感到这事真的干起来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因为税费合并征收明显违背了当时的政策法规。县委扩大会尚且开得如此艰难，何况他们一个小乡镇？二人不能不感到有些后怕。
但，怕归怕，该干还是要干。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刘ถ兴杰说，“谁追查下来，反正我们还有小平同志的这句话！”
李培杰说：“我看这项改革对各部门都有利ำ，惟独没有利ำ的就是乡镇干部ຖ、村干部，因为他们再揩不到เ农民身上的‘油’了。既然有利于国家，有利于集体，又可以把农民负担降下来，就是个ฐ人受点委屈，甚至‘倒霉’，咱也认了！”
刘兴杰寻思着说：“为减少风险，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出一个ฐ更好的办法？”
后来，这个ฐ“更好的办法”，终于想出来了。他们干脆把税费改革的方แ案提交新า兴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这样就可以争取到镇人大的参与和人民代表的支持。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兴镇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全镇一百一十名人大代表，那ว天除因事因病有两人请假外，其余的一百零八人均如期到会。会上，李培杰代表镇政府作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土地承包税(费)制ๆ度》的工ื作报告。经过代表们充分而认真的讨论，一百零八位到会代表全都投了赞成票。
新兴镇的人民代表在审议通过大会的提案上，从来还没有如此齐心过。
可以说，靠一个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如此重大的改革工作，这在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
会后，共和国的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由乡镇政府宣布改革的第一张布告产生了。有着镇长李培杰亲自签名的这张布告，一个早上就贴遍了新兴镇所有的村庄和集市，广而告之ใ：“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全镇将试行土地承包税(费)制度。”
布告内容如下：
一、实行税费提留全额承包，农民只承担按照ั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不在(原文如此，应为不“再”，笔者注)承担任何费用，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农民摊派或增加提留款；
二、全镇八点九万亩土地，每亩承包费全年上交三十元(午秋各半)，实行税费提留一次到位，农民按照国家规定交售的粮食，谁出售，谁得款；
三、镇财政所直接与农民签订协议书，在收款期间，自然村、行政村干部ຖ负责落实，同时要求全镇干部ຖ、国家职工、教师、党团员带头交款……
这是一张绝无仅有的布告，它虽然是以一个ฐ基层政府的名义张贴的，却是最朴实地表明了亿万中国农民渴望摆脱历史的重负、勇敢地走向市场的决心。其中ณ许多内容，对于今天中国的广大农村无疑具有理想化的典型意义。它理所当然要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样被我们所铭记！
新兴镇闹起了税费改革，这消息，像一道骤然亮起的闪电，划ฐ过淮北平原这片空寂的原野，惊动了整个涡阳县的乡村干部ຖ和农民。干部ຖ们都被征收税费弄得焦头烂额，农民更是被“三乱”搞怕了，听说新า兴镇试验起“一次清”的“费改税”，干部群众全打心里欢迎。一时间，去新兴镇参观取经看热闹瞧新鲜ຒ的人，滔滔似水，络绎不绝。
大家都生活得很累，都被说得清和说不清的各种束缚绑得太久，太紧，渴望得到解脱，寻找一种变化，现在，新兴镇带了头，闯出了一条新路，其他乡镇自然也都跃跃欲试。闻风而动的，首先是丹城乡，他们几乎是前脚和后脚似地，仿照ั新兴镇的办法，召开了全乡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审议通过了同样的税费改革方案。马店乡也不甘落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各项筹备。
每年的元旦，淮北还是天寒地冻的冰雪世界，肆虐的西北风几尽卷走了大平原上的一切生机，然而，一九九三年元旦，涡阳县，以及涡阳周边的蒙城、利ำ辛、太和、濉溪和亳县，却都是在热谈新兴镇税费改革的话题中度过的。
新的一年的第三天，涡阳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领导，以及全县各乡镇党委政府的负责人，云集新า兴镇，如期召开了四大班子的联席会议。按照县委书记王保明、县长汪炳瑜事先的计划，是要通过这样一次现场会，把新兴镇的改革作为典型示ิ范推广到เ全县去。
会议安排刘兴杰代表新า兴镇首先讲话，他也是作了认真准备的，并满怀豪情地汇报了他们为减轻农民负担进行的“土地承包税(费)制度”改革的做法与心得。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是在全身心地聆听着，整个ฐ会议处在一种亢奋的气氛之中。然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连县委书记、县长
都感到意外的情况，县人大主任突然提出了异议，并严肃提出：新兴镇的改革方案虽然合理，却绝不合法！
人大主任的语气是毋庸置疑的，冷静的措词透出坚定不移的否决态度和毫不动摇的原则立场。深谙政界仕途的人，一听便知大有背景。没谁不清楚，这次的联席会议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二人倡导的，为了张扬新兴镇的改革精神和推广他们的改革方แ案，书记县长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赤膊上阵”了。同样，没谁不知道，敢在全县几大班子以及所有乡镇党委政府负责人面前公开这种与书记和县长相悖相左的意见，不是有省人大至少也要有地区人大在背后支持。
这使得差不多的与会者都感到始料不及。
这对新兴镇的改革，对县委、县政府决定召开的这次联席会议，无不是一记当头棒喝！
正因为大家都明白人大主任的意见丝毫不掺杂个ฐ人的恩怨，即便是在这样的场合表明相反的看法，不仅合理合法，名正言顺，而且是在行使人大依法享有的权力，是在维护国家政策法规的严肃性，因此，不再需要人大主任点明，谁都知道：大张旗鼓地宣扬非法的决策，对于一个县委、县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
会场上，顿时呈现出一片令人窒息的宁静。
整个会议原先笼罩着的那种亢奋的氛围，就在突然出现的这种寂静之中ณ迅速地消失了，消失得甚至找不出一点儿痕迹。
会议的宗旨也就在转瞬之间发生了变化。
无论县委书记王保明还是县长汪炳瑜，在这种情势之下，都不便再说什么。
既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者的县人大主任指出方案的非法，县委书记和县长又变得如此缄默，人们思考的方向便自然而然地很快从改革的思路上跳了出来，接下去的发言就开始变得模棱两可起来。
现场会最后总结的情景，许多出席了那ว次会议的人至今印象深刻，尽管县委书记内心是向着新兴镇的改革的，但话已不再是那样旗帜鲜明，甚至说出了如果实在不行再回头也来得及的话。
总之，现场会过后，所有支持的领导就变得不再那么理直气壮了。
新兴镇的税费改革陷入了巨大的困惑。
是呀，这样的改革还能再干吗？
刘兴杰和李培杰犹豫过，但是，他们不甘就此罢休。镇里的党政班子经过认真磋商，决定不改初衷，硬着头皮也要把税费改革继续下去！
刘兴杰和李培杰认准了一个理：这种改革对农民有好处；一个农村基层干部ຖ不为农民谋福利，就是最大的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