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到了毛泽东。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是那样地运筹帷幄，决战千里，胸ถ中自有百万雄兵，纵横捭阖，战无不胜，但解放后怎么会提出一个“一九八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呢？现在，回头再看，这个号召已显得十分可笑。究其原因，除去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而外，这种决心多半来自对当时中国农业，甚至包括对当时中ณ国工业的真实状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它背离了社会实际，留下的，就只能是一位伟人的一桩憾事。
但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朝鲜战争就不期而遇，紧接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面对如此内忧外患，当时的中国再不可能ม做到从容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
八十年代是中国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分流工作力度最大的时期，但它又恰恰正是县乡机构和人员增长最快的时期。
民兵训练支出有：民兵训练生活补助；民兵训练误工补助；看守枪支弹药执勤补助等。
奇怪的是，这些来自中ณ国最高决策层的“红头文件”，一个接一个下发，农民的负担却并没有因此而减轻。
面对这些证人真正的证词，王洪超感到万分震惊。
应该说，严刑é拷打的各种画面，王洪超并不陌生，过去他从电影、电å视或是小说上见到过；干出这种勾当的，不是杀人如麻的土匪、国民党特务，就是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或是德国法西斯ั。可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阳光普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干出这些惨无人道勾当的，竟然是“人民警察”！而且，这一切，就都发生在共产党的执法机关！
三个ฐ人竟有了三样说法，这自然更引起大伙的怀疑。
车过黄河以后，三人似乎都无话可说了，可谁也睡不着。整整一夜，他们就这样枯坐着，似乎什么也没想，一直无聊地听着脚下车轮与铁ກ轨忽轻忽重的碰撞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竟是那样震撼人心。赶到天都大亮了，三个人才昏昏晕晕地有了倦意，不过省城合肥却已经到了。下了车，顾ุ不上休息，三人就按农业部介绍信上写着的单位，找到了安徽省减轻农民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
王洪超的岳父是乡村中比较有商品头脑的精明人，除了种庄稼，农闲时就走村串乡去卖老鼠药，这行当成本不多，收入却是可以的。王洪超早已看出，光靠种庄稼日子过得太艰难，就跟着岳父去卖老鼠药。一天，正赶在王洪超外出卖药，村支书高建军带着苛捐杂税的突击队，大呼小叫地摸上门
“审查表明”张桂玉之子张小松的负伤，就更加“有趣”：“张余良从张桂玉手中将木棍夺下，打了张小松一下”。凶犯张余良不过只是用木棍“打了”张小松“一下”，而且那“木棍”还是从张小松的老子那ว儿“夺下”的。孰不知，“木棍”“打”的这“一下”，在张小松的右膀上留下的却是一个长六十五毫米、深达二十毫米的刀伤，住院长达一月之久ื伤口才痊愈。《民主与法制》杂志后来将张小松砍成重伤的照片公诸于众，没给这份《起诉书》一点面子。
魏素荣回到家扑到床上大哭了一场，她哭丈夫张桂玉死得不明不白，有冤无处申；她哭自己长着眼睛长着嘴巴，看到เ的那触目惊心的一幕却不能再说；她哭这世道太黑暗，不定啥时就会给憋疯了。
天已经大亮了，庄子里的农民差不多都还慵缩在被窝里。五十八岁的魏素า荣，这天依然早早就下床，像往天一样忙着去灶间。她知道，丈夫张桂玉被大伙推选为村民代表，他和另外十一个村民代表一样，风雨无阻地要去查村里的财务账，魏素荣生怕误了村里的大事，很早就把早饭做好了。
村民们在丁言乐่家扑了空，又怒不可遏地掉头涌向派出所。结果发现：往日不可一世的副所长彭志中，以及被狗吃了良心的纪洪礼、赵金喜和王进军，一个个也都各自躲藏了起来。
“自古就有‘官逼民反’一说，”一个ฐ部队退伍回来的村民，忍不住吼了一嗓子。“何况咱这是按中央的规定向上边反映问题，乡里不买账就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文学应该时刻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对话。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该缺席。因此，从二0่00年十月一日开始，我们从合肥出发，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随后，又尽可能地走访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及政府官员，作了一次长达两年之ใ久的艰苦调查。
1享受冷漠
温家宝幽默地笑道：“你最穷的一个村，就被我看到了？”
县委书记这才知道遇上了麻烦，偷偷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委领导，见省领导都在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不由急出了一头汗。
温家宝严å肃地说：“同志们，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数字，我更看重农民家里的生活是否真的提高。你们都很年轻，我希望你们，多到เ农民群众的家里看看，真正做好脱贫很不容易，何况有些脱贫了还会返贫呢。”
也就是在那一次，温家宝要看龙河口水库淹没区农民的生活状况，舒城县却安排了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村子让他看。他一眼就发现了问题，问：“这儿是淹没区吗？”
县委书记见瞒不过，只得照实说：“不算淹没区，只是边缘地带。”
“我要看淹没区，看最贫困的村子。”
舒城县委书记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因为以往下来检查工作的中ณ央领ๆ导或省领ๆ导，没谁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安排领导参观“形象工程”，视察“闪光点”，早已๐成了一条程式化的不变的“规矩”。于是，这位县委书记搪塞道：“那儿路不通。”
“你说的不通，是不是车子开不进去？”温家宝认真地问。
“是。”
“走路要走多远呢？”
县委书记想了想说：“十公里吧。”
温家宝一听，朗声笑道：“不算远，那我们就走去。”说着，做了个挽裤角赶路的动作。
当时的省委书记卢荣景见温家宝决心已定，马上接过话：“快上车，开到哪儿不能开了，就下车走嘛！”
于是大家陆续上车。
不曾想，舒城县委书记说“路不通”，只是不希望温家宝看到穷得不像样子的地方，不过，他又是一个ฐ实在人，见省委书记表了态同意去看，也就没再留点儿心眼，把自己曾说过路不通还须走
上十公里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指挥着司机顺顺当当将车开进了一个村子里。
省农经委的吴昭仁在和我们讲起这段插曲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无地自容的神色。他说：“我当时一听县委书记说：‘到了，下车吧！’脑袋嗡地响了一下。心想，你这个县委书记真要命，说过这村子车开不进去，你至少也要停得远一点，让大家走几步，哪能让车一下进了村？这让陪同的省领导在中央领导跟前，脸往哪搁？这时就听走在我边上的王昭耀副省长说：‘地上有缝都能钻进去……’搞得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硬着头皮走下车。”
那确实是个很穷的村子，房子不像房子，阴暗潮湿，因为农舍里太黑，大白天走进屋，半天看不见东西。其实，看见跟没看见都不重要，许多农户家徒四壁，半个村子跑下来，没看到谁家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温家宝一连看了几户农家，心情很是沉重。
又一次，温家宝到เ安徽检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方แ面的工作。在阜南县，县里安排是看小陈庄，这是一个新า建的村，两ä排楼房十分漂亮地拥路而立，中间的马路也修得很宽，看上去不仅富足，还透出几分气势。但是，温家宝下车后只看了一眼，就拒绝进村去看。
这弄得陪同的领导十分尴尬。
吴昭仁是多次陪同温家宝到安徽各地视察的，彼此已经很熟悉，他打破僵局走上去说道：“既然来了，进村看看吧！”
“不看，”温家宝不为所动，“要我看什么呢？无非就是几个有钱人，盖了几幢新า楼ä房。”
县里领导忙解释：“还有个座谈会……人已๐到齐了。”
温家宝坚持说：“这个座谈会不参加。”
现场的气氛变得十分窘迫。
这时，走来了两ä个农民模样的人，温家宝于是上前打问：“搬到这儿来，你们是自愿的吗？”
对方高声答道：“完全是自愿的。”温家宝若有所思地又问：“住这样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哪？”“两万多。”温家宝朝村里望了望，空无一人，就打量起走过来的这两个“农民”。显然他已从对方回话的口气中悟出了什么，指着其中的一人问：“你在村里具体干什么呀？”对方说：“支部书记。”温家宝幽默地笑了：“那我就问问你，为什么要修这么宽的马路，占用这么多的耕地呢？”支部书记哑口无言。
重新回到阜阳市，市委将温家宝一行安排在国际大酒店，温家宝一听是“国际大酒店”，坚决不住，要求住进招待所。由于温家宝的坚持，最后下榻在作为市委招待所的“颍州ะ宾馆”。晚饭后，温家宝也不愿休息，他要求安排两个县委领导汇报有关工作。汇报时，太和县委书记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刚念了个开头，温家宝就示意对方แ停下来：“你们不要念稿子好吗？”离开了稿子，这位县委书记竟不知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了，变得吞吞吐吐，十分狼狈。温家宝失望地摇了摇头，说道：“今天下午，我很生气，在阜南县的那个村子里，见不到一个群众，不知道你们想让我看什么เ？去年，我到河南省，一个县委书记也叫我去看一个这样的村子，见不到农民，村里的马路修得比你们这儿看到的还宽，房子也比这还漂亮，我就问那个县委书记，这样好的村子在你县占多少呀？他支支吾吾地说，百分之二十吧。我说，好，就是占到เ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更想知道你们县那百分之ใ八十农村的情况，你带我去看看好吗？他马上说，路不通，不好去。我说，车子去不成，人总可以走进去吧，那么多的农民可以走，我们为ฦ什么不可以走呢，你带路，我要进去看看！”
说到这，他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陪同的安徽同志，当然听得出此番话的意思。借故路不通，不希望他看到自己管辖范围的落后面、贫困状况的，不止是河南省的那位县委书记，他在安徽舒城县就有过同样的遭遇。只给上面展示“政绩”，看“莺歌燕舞”，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中国各地蔓延成灾。
那天晚上，温家宝谈了很多，谈得推心置腹：“阜阳地区我来过几次，通过前后对比，我看有很大发展，农民生活也有很大提高，当然离小康的要求、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一个地区里面也还有很大的不平衡。可能有很好的村，但也有相当多的一般村，还有很多贫困村。就一个村子来讲，也很不平衡，有富裕ษ户，有大量的一般户，也有比较困难的户。我觉得我们的农民非常知足，就吃几碗白米饭，没什么菜，住的又是那个样子，但是对党，对政府，却没有什么怨言，非常朴实。我感到我们的农民，是非常有觉悟的，越是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应该越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重。怎么เ帮助农民尽快地富起来，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说：“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เ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我的好多政策上的想法，都是我随便下车了解到的。地方上准备的东西，和让看的地方，往往是一些比较典型、比较成熟的闪光点
，不是说这些地方不真实，但常常不具备普遍性。所以，我非常喜欢随便走走看看。我的调查研究很简单，就是开车随便进一个村，有时要谈一个小时，也可以跟农民谈一天。最长的一次是在铁ກ岭，我坐在炕头上和农民谈心，从中知道了好多事情：土地关系、分配关系、干群关系。不坐下来深入地谈，就很难了解到。即使这样，我仍觉得自己对农村的了解恐怕至多只有十分之ใ一，大量的情况还是不了解的。我知道农村的情况并不都是好的，需要我们去看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座谈，能畅所欲言，有什么情况就讲什么情况。”
他是从天津市旧ງ城区一个ฐ普通的胡同里走出来的，有着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米的经历，因此，“平民情结”一直根植在他心中。他非常喜欢深入基层，在全国的两千多个县中，他居然跑了一千八个多个县，这在中央一级的领导中，恐怕是最多的。
那ว一天，他动了感情地说道：“我们党的政策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我还希望去看绝大多数群众。如果农村都这么เ好的话，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在北京郊区的房山，我看到เ过许多农民仍在看九英寸的黑白电视，难道你们这里比北京郊区还好吗？共产党人一定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只关心少数人！”他特别强调：“我再说一遍，我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不是来参观的，请你们不要只让看‘闪光点’！”
坐在会场上的阜阳市委书记王怀中是个绝顶的聪明人，这一听，马上离开会场，慌忙要人给颍๓上县打招呼，原安排第二天去颍上参观“全球环境五百佳”的小张庄与八里河的计划被取消；并交待，从阜阳宾馆拉过去的那些高档餐具和借去的厨师，统统连夜撤回，不得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