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支出有：民办教师工资；公办教师补贴；校舍建设改造费；学校正常办公费；报刊图书资料费；教学仪器和文体器材设备费等。
一个风华正茂的农村青年，只因向县委反映了不堪忍受的重负问题竟被活活打死在乡派出所，这事震惊了中央，中央不仅派出调查组，还在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连续下达了两个措词严厉的紧急通知，并宣布涉แ及农民负担的项目取消三十七项，暂缓执行两项，需要修改七项，坚决纠正有强制ๆ、摊派和搭车收费行为的十四项，同时废除达标升级活动四十三项ำ。以后不久，中央又转发了《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ๆ局关于当前减轻农民负担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重申并“约法三章”：停止一切不符合规定和不切实际的集资、摊派项目；暂停审批一切新า的收费项ำ目，禁止一切需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中ณ央《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已明令取消的项目，任何地方和部门都无权恢复，国务院规定的提留统筹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的比例限额不得突破。
王海潮更是气愤。他根本就没说过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曾殴打过公安民警，他的“证据”纯属捏造。他说，我说的时候他们在记，记了些啥也不念给我听，就让我按了手印，谁知开庭时一宣读，内容全变了！为ฦ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设圈套让人钻，他们这是栽赃！
王洪超至今回想被羁押在太和县那ว两个月的日子，依然一下就变得十分激动。那些日子，太恐惧、太痛苦，也太可怕了。在那里，他们的双手从背后被反铐起来，一天二十四小时就那么被铐ຖ着。吃饭时，铐在背后的手不可能端碗，不可能抓筷子，每顿饭就只能像猪狗一样伏在地上，伸长脖子，去舔，去啃；大小便时，只能躬腰屈背，用身后被反铐着的一双手，艰难地退下裤子，不可能去擦屁股；睡觉就永远只能侧着身，夜夜做的全是噩梦，半夜醒来，常被惊出一身冷汗。
一个民警说：“我们是瓦店的……”
只要他们还从属临泉县白庙镇的权力磁场之内，纵使远离千里万里，也逃不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20่01年的白庙尚且如此贫穷，六年之ใ前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听他们介绍，那时白庙镇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二百七十四元，就是说，每人每天的收入不过八毛钱，谁都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尽管已经贫困到了这个ฐ地步，县、镇、村还是层层加码，不断地把各种各样的乱ກ摊派、乱集资、乱罚款强加到村民的头上，而绝大多数的村民对这种巧取豪夺却只是敢怒不敢言。
总之ใ，“引起双方对骂”，首先操凶器和最先动手的，不是村民代表就是村民代表的家属，这些算账的村民代表被杀好像是“死有余辜”的！
从县里回来的第二天中午，小张庄的村民刚丢下饭碗，村支书张店凤就通知全庄人到庄西黄自先家才盖起的三间大瓦房开会。那是黄自先准备给儿子结婚用的，儿子在外地打工，现在正空着，村民陆陆续续赶了去。赶去才知道乡里来了人。唐南乡副乡长何井奎、乡政法委书记邱亚以及派出所警员一行人，是来“封嘴”的。
谁也不会想到เ，正式查账只查到第九天，二月十八日的一大清早，张桂全就真的挥起了杀人的屠刀！
从那以后，直到我们走进路营，八年过去了，路营的村民再没见到过丁言乐一家人。有的说他们去了上海或是南京，有的说他们去了海南或是深圳，总之，背井离乡，在外靠打工谋生。原本是路营村跺地地也会晃三晃的副村长，从此成了浪迹天涯、四处漂泊的可悲的游子。
他一字一句地，把国务院最新的规定读给村民听：收取农民的提留款不得超过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他将百分比作了特别的强调。“明摆着，村里从我们这儿收取的提留款大大超过了这规定，已经比‘百分之五’的比例多出了五倍还要多！这次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各地应保护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的负担。’他们分明是在瞎搞，我们要到乡里讨个公道！”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๐经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经关系到เ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现有的现代化水平能不能ม维持，关系到我们通过二十多年努力奋斗好不容易创造出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ม毁于一旦的严峻问题！
第三章、漫漫上访路
那ว么多部门根本不管农民的事，却为什么都要农民出钱养活呢？
单说乡镇。现在的乡镇已๐同县级机构设置保持对应关系，除“六套班子”外，工、农、商、学、兵、财、青、妇等等二级机构一应俱全。原来人民公社时的“八大员”，如今都已经升格为站、所、办，而且许多人头上戴上了执法的大盖帽。有人戏言：乡镇除了没有外交部ຖ，其他机构基本同中央国家机关一样齐全。
庙多，菩萨就多。一般乡镇机关二三百人，发达地区甚至达到八百至一千人。这些人不创造一文钱的产值和利润，却要发工ื资，还要发奖金；不仅要多拿，还要吃好住好，还要建办公楼、住宅楼，还要配备车辆，配备电å话，配备“大哥大”。这许多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因为那时一个县也不过一两辆吉普车，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到死骑的都是自行车。
农民自嘲道：“几十顶ะ大盖帽管着一顶ะ破草帽。”
一九九八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其实，不再需要什么触目惊心的事实，仅这些简单的数字就足以说明政府机构改革的紧迫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