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歃血为盟为外，戚继光还在他的麾下创造了很多宗教式的做法。比如，他亲自设计制ๆ作各营连的军旗，在军旗上绘绣天上的星星或者传说中ณ鸟首人身的图象，以象征他们的指挥官。他重视黄道吉日和生辰八字，而在向部下训话的时候，又常常提到善恶的因果报应。难道本朝最为出色的军人竟沉沦于迷信之中？这连四库总目提要的编者都感到别ี扭，不知应当如何评论他著作中的这些内容。
酷性也实在使人不寒而栗。士兵离队小便就会受到割去耳朵的处罚，而且据传说，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由于违犯军法而被他毫不犹豫地处死。这样的严刑峻法也许已经离开了通常的人情，但是，戚继光的这治军方针终于造成了支坚强的部ຖ队，后来他调任蓟辽总兵，有次在大雨中ณ向全军训活，惟独他从南方带来的300่0名军士能几个小时屹立不动，如同没有下雨样。
淳安县县令海ร瑞如何解释初ม审时的供辞？答案是：“皆是畏刑捏招，恍惚成狱，殊非情实。”
1565年，海瑞再次表现了他直言的胆略。当时他已经升任户部主事，官阶为正六品，这是个接近于中级官员的职位。当时的北京，并没有出现什么令人振奋的气象。相反的，南北两方都连连告警，急待增加收入以备军需。然而政府别ี无新的途径筹款，可行的办法还是不外挪借和增加附加税。前者并不增加收入，也没有紧ู缩支出，而仅仅是此款彼用；后者则使税收制度更加复杂和实际执行更加困难。户部是国家的财政机关，但是主事类的官儿却无事可做。大政方แ针出自堂官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为吏员所操纵。像海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是日渐日增积做官的资历而已。
指斥申时行有意让皇帝ຓ拖延立储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官方记录所载，还在常洵刚刚ธ出生的时候，他就曾呈请皇帝早立常洛为ฦ太子。在问题刚刚露头的时候就以明确的方式提了出来，见微而知著，不可以不谓为远见卓识。
万历在他御宇的后期，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避免历史的指责。他与臣僚不和，同时又是个不负责任的君主，这已成为定案。既然无意于做积极有为ฦ的君主，现实又无可逃遁，他只能消เ极无为。然而由于他的聪明敏感，他又不能ม甘心充当臣僚的工具，所以即使消极，他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
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
中枢的管理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限难避免的结果。中央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形无法直接获知，只能ม依赖地方官的报告。这种文书从地方送达中枢就常常需要个月。执笔者铺陈情事，动辄使用自古以来最为华丽的辞藻，可是他们却足不出户，所引用的统计资料也许已经百年没有修订过。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含糊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于是就必须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办法。
在上述两个因素之ใ外，高拱遗著的出现，在彻底解决张居正问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高拱生前，曾经暗中和李伟结纳，希望通过李伟向皇室婉转陈辞，说明加在他身上的罪状属于“莫须有”，全系张冯两ä人所构陷。当时李伟自身难保，高拱这愿望因此无由实现。现在张居正已经死后倒台，但皇帝还没有下绝情辣手，这时高拱的遗著病榻遗言就及时地刊刻问世。书中ณ历数张冯的罪恶而为ฦ自己洗刷，主ว要有两大问题。
这时张居正显示了他的宽容。他恳请对犯官免加体罚，改为流放到边远省份，受当地官吏的监视。这种雅量使万历极为感动，无端遭受别人的攻击，还要代这个人说情，可见他确实是不计个人恩怨，有古大臣之风。然而万历所不会理解的是，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而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果然，在几年之后，万历皇帝获悉当日免受杖刑的这位官员，竟在流放的地方死去，其死情极端可疑。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看法。这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ณ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ณ所叙，不妨称为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蛰，他们或身败，或名裂ฐ，没有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廷，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ฐ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๐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似乎ๆ是漫不经意的开场之ใ后，他跟着就指出，李贽的种种古怪行为，无非是就地打滚之意，目的在于不受拘检，参会禅机。但是耿定向又不无恶意地提到，李贽曾经强迫他的幼弟狎妓，还提到李贽有次率领僧众，跑到เ个寡妇的卧室里化缘。在耿定向看来，这些放荡的行为ฦ，也是李贽以良知为主宰，寻求顿悟的方法，与颜山农的就地打滚无异。
李贽在1587年对这种攻击作出答辩。除了关于寡妇的事件以外，他对自己的不拘形迹毫不掩饰。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就地打滚”的评论。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故事，如果真有这件事，只能证明颜山农确实参透了“良知真趣”。他又说：“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之中，谄事权贵人以保日之ใ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时之宠。无人不滚，无时不然，无刻不打赢”当个人真能ม领悟到打滚的真趣，则另有境界，此即“当打滚时，内不见已，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ä忘，身心如。难矣，难矣！”他认为耿定向的耻笑无损于颜山农，“即千笑万笑百年笑千年笑，山农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为庸众说也，原不为不可语上者说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说而止也”。
以上段公案，可以看作当时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的个事例。李贽与耿定向的个性不同，但是他们之间互相嘲讽侮弄，已经超出了个ฐ性的冲突。其中的微妙之处，乃是耿定向并不属于正统的理学派，而是和李贽同属心学派中的泰州学派。仅仅在攻击李贽“未信先横”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近似于理学派。
心学的发展在明代进入高嘲。由于王阳明的创น造发挥，这种思想已经形成个完整的系统。王阳明原来也属于朱熹的信徒，据他自己说，他曾经按照朱熹钓方法格物，坐在竹子之前冥思苦想。但是格来格去，始终没有格出个所以然，自已反而为此病倒。这个故事反映了他相信物质之理和道德之理相通，但是他没有接受理学的类比方法。既然此路不通，他就另辟蹊径，最后终于悟出个道理，即宇宙间各种事物的“有”，完全出于个ฐ人心理上的反映，比如花开花落，如果不被人所看见，花就与心“同归于寂”。所谓天理，就是先天存在于各人心中的最高尚的原则。忠孝是天理，也是心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观念。
王阳明受过佛家思想的影响，他的宇宙观也属于元论。他的所谓“良知”，是自然赋予每个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它近似于我们常说的良心。但是良知并不能详尽知悉各种事物的形态功用，具有这种知悉作用的是“意念”。良知只是近似于意念的主宰者，可以立即对意念作出是非善恶的评判。他的思想系统中还有个主要方面，就是对因果关系的重视。在他看来，件白的物体的白色乃是因，在观察者的心中产生了白色的感觉才是果。这种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推导出了他的“知行合”说。他认为，知识是种决断，必定引起种行动。个ฐ人见到美色就发生爱慕，闻到臭味就发生厌恶，见和闻是“知”，爱慕和厌恶则为ฦ行，前者立即产生后者。所以，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是很简单的，人可以立时而且自然地“致良知”，但是不断地按照良知行事就很困难。这和孔子关于“仁”的学说颇为相似：凡人立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每日每时都不违背仁，即在圣贤也不易做到。
王阳明并没有为真理而真理的倾向。和朱熹样，他的目的也在于利用他的思想系统，去证实他从小接受的儒家教条，以求经世致用。他的方法较之朱熹更为直接，然而这里也埋伏着危险。如果个人把王阳明的学说看成种单纯的方法，施用于孔孟教条之前，就很可能ม发生耿定向所说的“未信先横”，以为自己的灵感可以为真理的主宰。其后果，则ท可以由á于各人的个性和背景而趋向于泛神主义แ浪漫主义个人主ว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แ，甚至无政府主义。这也就是王学的危险之ใ所在。它存在着鼓励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导行动，而不顾习惯的道德标准这趋向。1587๕年，李贽就走到了这条道路的交叉点。
几个世纪以后，对李贽的缺点，很少有人指斥为ฦ过激，而是被认为缺乏前后致的完整性。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他没有能ม创造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和别的思想家样，当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施ๅ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李贽的学说半唯物，半唯心，这在当时儒家的思想家中并非罕见。这种情形的产生，又可以追究到เ王阳明。
王阳明所使用的方法简单明白，不像朱熹那样的烦琐累็赘。但是在他的体系里，还存在些关键的问题，例如良知的内涵是什么？良知与意念的关系，是从属还是并行，是调和还是排斥？他应该直接的说良知是种无法分析的灵感，有如人类为善的可能性属于生命中的奥妙。但是王阳明不如此直截了当。他又含糊地说，良知无善无恶，意念则有善有恶。这些问题，为他的入室弟子王畿作出断然的解答：个人企图致良知，就应当摈绝意念。理由是，人的肉体和思想，都处于种流动的状态之下，等于种幻影，没有绝对的真实性。所以，意念乃ี是枝节性的牵缠，良知则ท是永恒的不借外力的存在。良知超越于各种性格，它的存在寓于无形，有如灵魂，既无年龄性别，也无籍贯个性，更不受生老病死的限制。按照王畿的解释，良知已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这在实际上已经越出了儒家伦理的范围，而跨进了释家神学的领域。李贽在北京担任礼部司务的时候，经常阅读王阳明和王畿的书，之ใ后他又两度拜访王畿，面聆教益。他对王畿备加推崇，自称无岁不读王畿之书，亦无岁不谈王畿之学，后来又主持翻刻了王畿的文抄录，并且为ฦ之作序。
按照王畿的学说，个人就理应集中他的意志，放弃或简化物质生活，避免环境的干扰，以达到无善无恶的至高境界。然则切的真实性既然只存在于心中ณ，则所谓放弃简化与避免，也无须见诸行动，而只是存在于精神之中ณ。个人不存在恶念，他就不会见恶闻恶，更彻底地说，就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恶。基于这种的立场和信念，李贽对耿定向的攻击不屑顾。耿定向说他狎妓，李贽就承认他确实在麻城“出入于花街柳市之ใ间”。但是这种世俗所认为不对的行为ฦ在无善无恶的领域中ณ，不足成为指责的根本。在李贽看来，他的行为不过是佛家的“游戏三昧”，道家的“和光同尘”。因之他以“无善无恶”作为标帜，硬是不肯认错示ิ弱，另方面李贽则并不认为这种自由系每个人都能具有，而只是进入了无善无恶境界的优秀分子的特权。这种优越感，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流露。
李贽又有他的另面。当他说到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又站到了王艮这边。王艮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也是王阳明的信徒。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王艮把王阳明的学说推广而成为“群众运动”，这可以算得是种历史的误会。因为在明代社会里，并不存在以哲学领导群众运动的可能；如果存在这种可能，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因素势必引起剧烈的变化，但事实上毫无这种迹象。然则ท王艮确实在比较广泛的范围里传播了王学，他所说的“百姓日用即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又正是王学的发挥。因为ฦ王阳明的知行合说，其宗旨在于知圣人之ใ道，行圣人之志。李贽虽然渴望自由，然而他不能超然物外，对这样堂皇的旗号无动于衷。因此，以学术的流派而论，他始终被认为属于泰州学派。
在第三位姓王的影响之下，李贽重视物质，也重视功利。他仍然不断地提到“心”，但是这已๐经不是就地打滚无美于中无丑于外的心，而是考虑到日常需要的心。因为自己有所需要，就推知别人也有同样的需要，这就是孟子所谓“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在这些场合中，他的思想已经脱离了形而上学的挂碍，而是以日用常识作为基础。这种态度在他评论历史时尤为ฦ明显。
李贽的历史观大多符合于传统的看法，比如他确认王莽为“篡弑盗贼”，指斥张角为ฦ“妖贼”。在他看来，历史的治乱，既循环不断，又与“文”“质”相关联。代人君如果专注于“文”而使之臻于极致，则ท已经开了祸乱之基；反之，息乱创业之君，则专注于“质”，只求使百姓免于饥寒而不去顾及是否粗粝。这种认为文化与生活水平和国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ณ国传统历史的产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点。李贽自然无法理解，用中ณ央集权的方式，以为数众多的官僚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按部就班，不能ม鼓励特殊分子或特殊成分发展新的技术或创น造新的法则。在他所处的时代，文官集团业已丧失了发展技术的可能，也没出对付新的历史问题的能力。社会物质文明即李贽所谓“文”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ม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受到时代的限制，李贽认为历史循环之ใ无法避免，乃ี是命运的安排，几乎ๆ带有神秘的力量，所以也不必再白费心力去寻找任何新的解决方案。这样来看，李贽的唯心论并不彻底，因为他承认了客观的真实性，治乱兴亡并不决定于人的主观，当然更不承认，所谓人心不在，治乱就不成其为治乱这样的理论了。
君主生事业的成败既为历史循环的后果，李贽对于历代君主的评论，也只是着重在他们适应时代的识见和气魄。对于“天下之重”的责任，李贽则认为ฦ应该由á宰辅大臣来承担。他所期望于大臣的，是他们的执政的功绩而不是道德的言辞。个ฐ奇才卓识的人，在为公众的福利作出贡献的过程中，决不能过于爱惜声名，因而瞻前顾后，拘束了自己的行动。他可以忍辱负重，也可以不择手段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这种会小节而顾大局的做法被视为正当，其前提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归依，而在伦理上的解释则是公众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目的纯正则不妨手段不纯。李贽在这些方面的看法，和欧洲哲学家马基雅弗利极其相似。
李贽重视历史上对财政经济问题有创造性的执政者。他推崇战国的李悝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杨炎，但是对宋代的王安石却缺乏好感。这当然并非因为ฦ王安石在道德上遭到非议，而是因为他的才力不逮他的宏愿，“不知富强之术而必欲富强”。与上述的论点相联系，李贽更为大胆的结论是个贪官可以为害至小，个ฐ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对于俞大猷和戚继光，李贽极为倾倒，赞扬说：“此二老者，固嘉隆间赫赫著闻，而为千百世之人物者也。”在同时代的人物中，他最崇拜张居正，称之ใ为“宰相之杰”，“胆如天大”。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李贽感到愤愤不平，写信给周思敬责备他不能主持公道，仗义执言，但求保全声名而有负于张居正对他的知遇。
李贽和耿定向的冲突，许多当代的哲学史家把原因归之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不同。李贽属于地主阶级的下层，所以他对传统有反抗的倾向；耿定向是大地主，所以偏于保守。
这种论点缺乏事实的根据。耿家在黄安确实是有声望的家族，但是李贽的后半生，却直依附于这样的家族而得以维持相当优裕的生活。他与耿定向决裂以后，随即投奔麻城周家，依靠周思敬和周思久ื。这周家作为地主望族，较之耿家毫无逊色，何况两家又是姻家世好。另外还有梅家，其社会地位也与耿周二家相埒。当年麻城黄安初属麻城，156๔3年始分治士人进学中举，几乎为ฦ这三家包办。在麻城的时候，李贽还和梅国桢过从甚密，梅国桢后来为焚书写作了序言。在晚年，李贽又和漕运总督刘东星有极深的交往。刘东星为沁水人，不仅自己身居高位，而且把女儿嫁给山西阳城的大族王家，成了户部ຖ尚书王国光的烟亲。在盛名之下，甚至连亲藩沈王也对李贽感觉兴趣，邀请他去作客。李贽托言严冬不便就道，辞谢未赴。他的最后位居停为马经纶。此人官居御史，家住通州，赀财富有。他特意为李贽修造了所“假年别馆”，并且拨出果园菜圃和另块土地，雇人耕种，以收入作为其客居的供应之资。在李贽的朋辈之中ณ，惟有焦竑家道清贫，但却无妨于这家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总之，李贽所交往的人都属于社会的上层，而且是这个ฐ阶层中的优秀分子。
李贽本人的著作以及有关他的传记资料，从来没有表示出他有参加任何群众运动的痕迹或者企图。他对于工业农业的技术改进和商业的经营管理都毫无兴趣。他的所谓“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不过是要求高级的官僚以其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谈虚伪的道德，崇尚烦琐的礼仪。但这并不表示李贽自己้有意于实践，而只能表示他是个ฐ提倡实践的理论家。至于他对女性的看法，也常常被后人误解。他不承认女性的天赋低劣，在他看来，历史上有些特殊的女性甚至比男人还要能干，比如他就屡次称颂武则ท天为“好后”。但是赞扬有成就的女性，并不等于提倡男ç女平权，宣传妇女解放。个ฐ明显的证据是李贽对寡妇的守节，其褒扬仍然不遗余力。
十分显然，李贽没有创造出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段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读者根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ຈ。
但是这种前后不并不能算做李贽最大的缺点。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在以大刀阔斧的姿态立论的时候，也不是不能见到自相矛盾的地方。卢梭倡导的个人自由，在他的铺张解说之下，反而成了带有强迫性的为ฦ公众服务的精神。李贽的这种矛盾，在古今中外并非罕见。
如果把李贽的优越感和矫饰剔除不计，那么，他的思想面貌还不是难于认识的。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芝佛院内供有孔子像，他途经山东，也到曲阜拜谒孔庙。在李贽看来，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和佛家的“无”彼此相通，他攻击虚伪的道德，但同样不是背弃道德。
在种社会形态之中ณ，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เ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แ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é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因为惟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น造的牢笼。在道德的雄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ฦ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ๆ李贽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ฦ富贵！”，
如果李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言行的致，那么唯合理的解释也只是他在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á，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李贽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从事著作，依赖官僚绅士的资助而生活，直到เ他在法官面前坚持说他的著述于圣教有益无损，都不出于这样的原则ท。
对现状既ຂ然如此反感，李贽就对张居正产生了特别的同情。我们无法确知李贽和张居正是否见过面，但是至少也有共同的朋友。李贽的前后居停，耿定向和周思敬，都是张居正的亲信。耿定向尤为张居正所器重，1578年出任福建巡抚，主持全省的土地丈量，乃是张居正发动全国丈量的试探和先声。两年之后，张居正以皇帝的名义แ发布了核实全国耕地的诏书，意图改革赋税，整理财政。这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最有胆识的尝试，以他当时的权力和威แ望，如果不是因为突然去世，这重大措施很可能ม获得成功。
张居正少年时代的课业，曾经得到当地位官员的赏识。此人名李元阳，字中溪。他的生与李贽极为相似：在中年任职知府以后即告退休，退休以后也以释门弟子而兼儒家学者的姿态出现。据记载，他和李蛰曾经见过面。
由于李元阳的影响，张居正早就对禅宗感到兴趣。这种兴趣促使他在翰林院供职期间就和泰州学派接近，并且阅读过王艮的著作，考虑过这种学术在政治上实用的可能性。也许，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这派学说对于政治并不能ม产生领导作用。也有人指斥ม张居正因为要避免学术上的歧异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最显著的例子是把泰州学派中的佼佼者何心隐置于死地，但李贽则力为辩护，认为ฦ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无关。
然则，张居正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胆识和行动？他的施政方针ฤ，即便不算偏激，但是要把它付之ใ实现，必须在组织上作部分的调整和改革。而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ท，却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的特长，以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张居正在理论上找不到更好的学说，就只能ม以自己的身挺立于合理和合法之间，经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他声称已身不复为ฦ己้有，愿意充当铺地的席子，任人践踏以至尿溺，这正和李贽所说不顾ุ凡夫俗子的浅薄批评相似。张居正写给李元阳的信，引用了华严悲智偈中的“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两句偈语，也就是说当自己把名誉的全毁置之度外，就如同在烈火之ใ中找到了清凉的门径。这显然又是心学派的解释：对于客观环境，把它看成烈焰则为烈焰，看成清凉则为清凉。
张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其情形类似于李贽在哲学上找不到出路。创造种哲学思想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哲学家个人意识活动的产物。但是宣布种政治思想，以之作为治国的原则ท，其后果则为ฦ立竿见影，它必须在技术上符合现状，才能推行无碍。在本朝的社会中，儒家的仁，类似于宪法的理论基础。全国的读书人相信性善，则ท他们首先就应该抑制个人的欲望，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ำ。扩而大之，他们旦ຆ位列封疆或者职居显要，也就不能ม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权。例如东南各省本来可以由海ร外贸易而获大利，但由于顾ุ全大体，没有坚持这种特别ี的经济利益，就得以保持全国政治的均衡。在这种以公众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政府中枢才有可能统管理全国，而无须考虑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个人的特殊需要。这是种笼统的办法，也是种技术上简陋和没有出息的办法。
在本书的前面几章中ณ曾不止处的提到，我们的帝ຓ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却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念之间。本朝的法律也没有维持商业信用保障商业合同的规定，以此国际贸易无法开放，否则就会引起无法解决的纠纷。各地区按照其特殊需要而立法，更不能受到鼓励，因为会酿成分裂的局面。至于在文官集团内部，也无法通过组织系统集中这两ä万人的意见，必须假借谐音讽喻匿名揭帖ຆ以及讨论马尾巴等等离奇的方法，混合阴阳，使大家在半信半疑之间渐趋统。以上种种情况，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的帝ຓ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如果本朝的统治者感到了此路不通，企图改弦易辙，则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以自存自利为ฦ目的，天赋人权的学说又必然如影随形地兴起，整个社ุ会就将遭到根本性的冲击。但是这种局面，在欧洲的小国里，也要在几百年之后，等市民阶级的力量成熟，才会出现，张居正和李贽正不必为此而焦虑。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看得如此长远，他们企盼的自由，只是优秀分子或者是杰出的大政治家不受习俗限制ๆ的自由。
张居正是政治家，李贽是哲学家，他们同样追求自由，有志于改革和创造，又同样为时代所扼止。李贽近于马基雅弗利，但是他的环境不容许他像霍布斯洛克样，从个人主义和唯物主ว义出发构成个新า的理论体系。他察觉到自己้有自私自利的面，别ี人也是如此，但他不能放弃孔子所提倡的仁。这样，他只好在形而上学中找到安慰——世间的矛盾，在“道”的范畴中得到调和而且消失。这在心学中也有类似的理论，即至善则ท无形，至善之境就是无善无不善。
这样的唯心主义已经带上了神秘的色彩，很难成为ฦ分析历史现象的有效工具。而另方แ面，他思想中唯物主ว义的部ຖ分也并不彻底。这使李贽不可能从根本放弃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历史观，因之自相矛盾的评论随时会在他笔下出现。比如他赞成寡妇守节殉夫，但对卓文君的私奔，又说是“归风求凰，安可诬也”。他斥责王莽张角，但又原谅了很多历史人物，有如五代史中的冯道。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和当时的道德规范不相符合，李贽认为情有可原。因为ฦ，从长远来看，他们为国家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利ำ益。这些以远见卓识指导自己行动的人物，足以称为“上人”，而李贽自己้能作出这种评论，则ท成了“上人”之上的“上上人”。
这些在理论上缺乏系统性的观点，集中在他编订的藏书之中。李贽对这部书自视甚高，称之为“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当以进读，科场当以选士，非漫然也”，并且预言“千百世后”，此书必行。他认识到，他的观点不能见穿于他所处的社会，然而这个社会需要如何改造才能承认他的观点，在书中ณ却不着字。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他心目中的“千百世后”，皇帝仍然出席经筵，科场仍然根据官方แ所接受的历史观取士，则仍为个矫饰的社会。
1601้年初春，芝佛院被场人为的火灾烧得四大皆空。据说纵火者乃ี是当地官吏和缙绅所指使的无赖。这案情的真相始终未能水落石出，但却肯定与下面的个ฐ重要情节有所关联。
李贽在麻城的支持者梅家，是当地数数二的大户，家族中ณ的代表人物梅国桢又正掌理西北军事。梅国桢有个孀居的女儿梅澹然曾拜李贽为师，梅家的其他女眷也和李贽有所接触。这种超越习俗的行动，在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上层社会里，自然引起了众人的侧目而视。但是李贽对舆论不加理睬，反而毫无顾忌地对澹然和她的妯娌大加称赞。他和她们往来通信，探讨学问。他著作中所提到的“澹然大师”“澄然”“明因”“善因菩萨”等等，就是这几位女士。他说：“梅澹然是出世丈夫，虽是女身，男子未易及之。”又说：“此间澹然固奇，善因明因等又奇，真出世丈夫也。他在著作中，理直气壮地辩解自己和她们的交往完全合于礼法，毫无“男ç女混杂”之嫌，但是又不伦不类地写下了“山居野处，鹿系犹以为嬉，何况人乎”这些话。他把澹然比为ฦ观世音，并把和这几位女士谈论佛学的文稿刊刻，题为观音问。他还有首题“绣佛精舍”的诗：“闻说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却为僧。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看绣佛灯。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陡然不见舍利佛，男身衰隐知谁是？我劝世人莫浪ฐ猜，绣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着，龙女成佛今又来！”
写作这些诗文函件的时候，李贽已年近七十，而且不断声称自己้正直无邪，但是这些文字中所流露的挑战性，无疑为流俗和舆论所不能容忍。反对者举出十余年前李贽狎妓和出入于孀妇卧室的情节，证明他的行止不端具有贯性；对这种伤风败俗的举动，圣人之徒都应该呜鼓而攻之。
事情还有更为深刻和错综的内容。李贽的这种行动，在当时的高级官僚看来，可以视为怪僻而不必和公共道德相联系。但下级地方แ官则不能ม漠然置之。因为他们负责基层的行政机构，和当地绅士密切配合，以传统思想作为ฦ社会风气的准则，教化子民。他们的考成也以此为根据。李贽的言行既然有关风化，也就是和官僚绅士的切身利益有关。然而如果把问题仅仅停留在这点上，也还是皮相之谈。因为对官僚绅士自己来说，行为不检甚至涉及滛乱ກ，本来是所在多有，毫不足怪。如果他们本人不事声张，旁人也可以心照不宣。李贽究竟无邪ิ还是有邪ิ，可以放在边不管，关键在于他那毫无忌惮的态度。他公然把这些可以惹事生非的情节著为文字，而且刊刻流传，这就等于对社会公开挑战，其遭到还击也为必然。而且，他的声名愈大，挑战性就愈强烈，地方官和绅士也愈不能容忍，对他进行惩罚已属责无旁贷。这些人雇佣地痞打手焚烧芝佛院，行为可谓卑劣怯弱，但在他们自己看来，则属于卫道。
这次事件已๐经早有前兆。5年之ใ前，即15๓96年，有位姓史的道台就想驱逐李贽。仅仅因为ฦ李贽的朋友很多，而且大多是上层人物，这位道台才不敢造次，只是放出风声要对他依法处理。李贽对这种恐吓置若罔闻，于是史道台又声称芝佛院的创建没有经过官方批准，理应拆毁，李贽答辩说，芝佛院的性质属于私人佛堂，其创建“又是十方尊贵大人布施俸金，盖以供佛，为国祈่福者”。答辩既合情合理，再加上知名人士从中ณ疏通，这位道台没有再别ี生枝节，而李贽则自动作了次长途旅๓行，离开麻城前后约计4年。他在山西访刘ถ东星，登长城，然后买舟由大运河南返，在南京刊刻๑焚书，1600年又回到芝佛院。这次招摇的旅行使当地官绅更为痛心疾首，而尤其糟糕的是，他居然在给梅澹然的信上说麻城是他的葬身之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官绅们既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把火烧了他的栖身之地。事变发生以后，马经纶闻讯从通州赶来迎接李贽北上，并且慷慨地供应他和随从僧众的生活所需，使李贽的生活得以保持原状。在通州，也经常有朋友和仰慕者的拜访和请益，因此生活并不寂寞。
在生命中的最后年里，他致力于易经的研究。因为这部书历来被认为精微奥妙，在习惯上也是儒家学者生最后的工作，其传统肇始于孔子。李贽既已๐削发为ฦ僧，他已经了解到，所谓“自己”只是无数因果循环中ณ间的个ฐ幻影；同时，根深蒂固的儒家历史观，又使他深信天道好还，文极必开动乱ກ之机，由乱复归于治，有待于下代创业之ใ君弃文就质。在16๔01年，李贽提出这理论，真可以说切合时宜，也可以说不幸而言中ณ。就在这年，努尔哈赤创立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