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
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
量。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
得开。
作家群的感染，他们对山西人民贫穷的反抗的描写，以一种朴素า的感性力量让人难
以忘怀。当然，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山西东部那ว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它一
度被当做中国农村的缩影，那是过份了，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作为山西的
缩影却是毋庸置疑的。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
，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消费，憨厚的大寨人
没有怨言，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外还有什么เ其他过日子的方แ式，
而对这些干燥灰黄的泥土又能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轻薄地嘲笑这些天底下最老实、最忠厚的农民。
但是，当这个山村突然成了全国朝拜的对象，不远千里而来的参观学习队伍浩浩荡
荡地挤满山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在形式主义的大热闹背后去寻找某种深层的蕴
涵了。我觉得，大寨的走红，是因为ฦ它的生态方式不经意地碰撞到了当时不少人心
中一种微妙的尺度。大家并不喜欢贫困，却又十分担心富裕。大家花费几十年时间
参与过的那场社会革命，是以改变贫困为号召的，改变贫困的革命方法是剥夺富裕
为了说明这种剥ຓ夺的合理性，又必须在逻辑上把富裕和罪恶划上等号。结果，既要
改变贫困又不敢问津贫困的反面，只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ๆ别
，以整齐划一的艰苦劳动维持住整齐划一的艰苦生活。因为ฦ不存在富裕，也就不存
在贫困的感受，与以前更贫困的日子相比还能ม获得某种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
灭了贫困；消เ灭了贫困又没有被富裕所腐蚀，不追求富裕却又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
景，这就是人们在这个ฐ山村中找到เ的有推广价值的尺度。
当然，一种封闭环境里的心理感受，一种经过着力夸张的精神激情，毕竟无法
掩盖事实上的贫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们看到了一切，眼圈发红，半是感
动半是同情。在当时，大寨的名声比山西还响，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衬，陪衬出来的
是一个同样的命题：感人的艰苦，惊人的贫困。直到今天，人们可以淡忘大寨，却
很难磨去这一有关山西的命题。
但是，这一命题是不公平的。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é的
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
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
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内，中ณ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
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ใ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ร、广州ะ、武汉等城
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ຖ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
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๐。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
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
；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ธ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
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
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
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当时山西城
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1822年，
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ฦ
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ใ人，
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和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江西、
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区的人民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业变为有业。他
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แ可以不考虑“毋庸议”，一是江浙一带，那里的人民筋
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แ；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06๔页
龚自珍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的山西百姓，他们都会因“
海内最富”而不愿迁徙，龚自珍觉得天经地义แ。
其实，细细回想起来，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所见所闻中ณ，可以验证山西之富的
事例也曾屡屡出现，可惜我把它们忽略了。便如现在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
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ๆ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๐。尤其
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
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ะ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ฐ会馆就把风光
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
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ຖ里找到了。记得当时我也曾为此发了一阵呆，却没有往下细
想。
又如翻阅宋氏三姐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ກ家乡去的描写
，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
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ณ说：“霭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
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๓行结束时，她发现
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
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我初读这本传记时也一定会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
留，却也没有进一步去琢磨让宋霭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
的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看来，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一辈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识，我对山西的
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唯一可以原谅的是，在我们这一辈，产生这种误解
的远不止我一人。误解容易消除，原因却深可玩味。我一直认为，这里包含着
我和我的同辈人在社会经济观念上的一大缺漏，一大偏颇，亟须从根子上进行弥补
和矫正。因此好些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着一次山西之行。记得在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演讲时总有学生问我下一步最想考察的课题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