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跟他一起淮右举事，是他的大总管，定都南京后，叙功封王，他定下来，李的功劳最大，置于诸将之上。他说李是他的萧何，无李就不能ม有今天的大明王朝。但最后，告李与别ี人串通起来谋反，于是，满门抄斩。别人无法理解这罪状能够成立，一位御史冒死上疏，说李已经位极人臣，应有尽有，无法再有，即使帮别人推翻了朱，他还能得到更多吗？朱元璋一贯对上书者不客气，稍忤天意，那ว下场就是人头落地。李善长被杀才一年，就敢提出来平反的要求，人们都替这位御史捏把汗。朱元璋这一次一反常态，没有大雷霆，但也不给落实政策。看来，凡具“盗贼之ใ性”者，错了也不认错，哪怕百分之ใ九十九都错了，他咬住那百分之ใ一，说他永远正确。
苏东坡在北宋文坛成为举ะ足轻重的人物时，虽然他一次坐牢，两次官司，三次流放，多次调动，最后充军到เ海南岛，一生之中，始终与提携过他的前辈欧阳修一样，接棒的苏轼，也是以扶持年轻人为己้任的。他身体力行，尽最大力量去现、支持、援助、提携文坛新人，在《宋史》中，这样的例子，简直俯拾即是。
《晁补之传》：“十七岁从父官至杭州，粹钱塘山川ษ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ใ叹日：‘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
像这样的大师，庶几乎ๆ不辜负这一个“师”字了。孔夫子所以成为百代素王，就因为他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形成了一门儒学。什么样的“师”，带出什么样的“生”。然后，一群什么样的“生”，又对中国文化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这才够资格称为大师。
十一世纪的中ณ期，欧阳修算得上是位顶ะ尖的领衔人物了，“为ฦ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ใ于至理，以服人心，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接他棒的苏东坡，小他二十九岁，则是十一世纪后期的文坛主ว将，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里赞叹道：“东坡喜奖与后进，有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有闻于世而后已๐。故受其奖拂者，亦踊跃自勉，乐于修进，而终为令器。若东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文哉！”反复论说其有功于斯文，看来真是自肺腑之了。
还有更怪哉的，那些来自农村，或和土地因缘较深的作家，也许受到เ乡下修庙建祠的传染，来不及给自己้建纪念馆，活着就给自己上香，盖棺论定了，也是蛮有黑色幽默之举。
凡是性格残忍的人，多自以为是，好刚愎自用，这位惩罚主义แ者到底送呈大内。果然，时大哗，御史立刻就劾海瑞“导上法外淫刑é”。幸好，朱翊钧那天心不错，只是怪罪“瑞偶失”，未予处分，“仍留供职”。并且为他残忍的老祖宗开脱：“按太祖初ม制ๆ，亦偶一行耳。所谓古有之，而不可行于今者，此类是也。”以上均见《万历野获编》不管后代皇帝怎样曲意回护，朱元璋的残忍，是无法抹煞的。从他生命不息、杀人不止的一生，可以判ศ断，他是一个ฐ人格上有缺陷，心理上有毛病，智商上有思维障碍，心灵上受到过严å重伤害的病人，否则，无以解释他无休止地将老百姓，也将官员，更将知识分子，死去活来地折腾的原因了。总而之，这种求得病态心理泄的患者，手中多一份权力，人民便多遭难一分。由于他们热衷于通过施ๅ虐、报复，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也是中ณ国历来刑外之刑泛滥，法外之法猖獗的根源。
一部二十四史，凡手握权力的中国人，把人不当人的残忍，比比皆是，多到连历史学者也索性懒得记载。秦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于长平，一句话，四十万人被残忍地活埋，楚项ำ羽坑秦降卒二十万于咸阳，也是一句话，二十万人被残忍地砍掉脑袋。到了朱皇帝，杀人的计量单位仍以万计，但总量在减少。到了清代，鲁迅先生说：“清朝有灭族，有凌迟，却没有剥ຓ皮之刑，这是汉人应该惭愧的。”虽然文字狱，死了不少人，杀人的计量单位就以干计了。到เ了民国，就以《纪念刘和珍君》和《为ฦ了忘却的纪念》为例，统治者一次性的屠杀，就下降到百位和十位计了。
这种量的减少趋势，不是表明统治者举起屠刀时手软了，而是人类的普遍觉醒的结果，也说明了历史必然在不断文明进步的总规律，时代愈远，黑暗愈重；时代渐近，光明渐多。不过，朱皇帝的残忍，虽是一页古老的历史，但也能使我们懂得流动在中国人血管中的残忍基因，并不因为进入文明社会，就会消失殆尽，有机会，有可能，估计还会沉渣泛起的。
谓予不信，回头看一看“文革十年”，还不够吗！